今年2019臺北文學季壓軸亮點，國際華文作家系列活動，請來嚴歌苓女士，她闊別台北11年後，再度訪台，於國家圖書館安排，由重量級主持人蔡詩萍主持，並邀請另一位女性小說家平路，三人針對小說中虛構與現實的創作理念，進行了兩個小時的精采分享對談，全場近三百位讀者，一起浸潤在文學世界裡多樣化的人生苦難與甘美。會後讀者大排長隊請嚴歌苓簽名合影，讓人感受文學魅力不減，好的作品永遠會得到共鳴。
(左)蔡詩萍、(中)平路、(右)嚴歌苓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跨過虛構跟真實之間
嚴歌苓：
我覺得對小說家來說，能走多遠，就是看個人虛構能力能帶他走多遠，我過去講過一句話，很多藝術作品好，是依賴人們記憶的不可靠性，意思是，當我在寫童年故事時，實際上已經離真實記憶很遠了，因為隨生活閱歷，每個人的記憶在自己的提存凝鍊下，最後成為一種意象式記憶。
打個比方，文革發生時我只有七歲，當時自殺的人很多，那時我聽說一對老夫婦從樓上跳下來，我就跑去看，等我到時人已經被搬走了，只在冬青樹的泥土上砸出了兩個坑，當我經過那棟樓底下時，看見樓頂不斷飄下很多五顏六色的玻璃糖紙。那時候糖是很難買到的，我就在腦海中想像，老夫婦倆決定結束生命，坐在樓頂吃掉所能買到的所有糖，談倆人一輩子的事。在他們跳下來後的每一天，只要一有風，糖紙就從樓頂吹下來，就像蝴蝶在晚霞裡飛舞。
這件事隨著我長大，我看到的已不是恐怖與驚悚，我認為這是個「化蝶」的故事，是一對老夫婦的愛情，飄飛糖紙就是化蝶後的他們，我覺得這是他們的靈魂。所以直到現在，當我寫這段記憶時它已完全抽象了，肯定跟當時真實記憶很不一樣，我肯定已經多次編輯記憶，所以我看到的確實是讓我記憶下來的事，但在時間不斷過濾和提存凝鍊中，它成了化蝶的愛情果實。我覺得這就是虛構給我的能力吧！可以把一個恐怖事件變成美麗的愛情意象。
嚴歌苓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蔡詩萍：
最簡單的描述可能最寫實，直接講說死了以後的事，確實能造成很大的震撼與一定的殺傷力，但這樣的震撼到一個程度就會停止，所以，有時虛構的震撼度可能比寫實更驚人，因為它是經過某些轉折跟想像後，讓你驚覺，原來生命的苦難可以有這樣不同的層面。
若有所悟的瞬間
平路：
對我來講，寫小說是某種意義上的特權，那特權就是能進入每個角色的內在世界，但內在世界看到的真實和寫出來的內容會有很多虛線，因為是虛線，所以對小說作者來講就更有趣了。我一直相信小說如果有個精神在後面的話，那就是一個問號，事情可能跟表面所見不同，問號就是──到底你的角色在想什麼？
探討的同時，身為小說作者的你有機會去想像，進入每個人內心世界，把這些拼圖完整拼湊。如果在虛線中小說作者努力呈現的是問號，那請問真實是什麼？如果記憶不可靠，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這樣的推移中，小說家想要做的也許是「女媧補天」，試圖把真實全面鉤織，像打毛線般拆了又織，織了又拆。
這其中反映的，是我漸漸對這整件事，還有包括自己的成長與對外在世界的理解。它既虛構也真實，因為它同時把虛線中，包括自己對記憶的疑惑，與當時歷史記載的縫隙，和那些歷史記載所有的主客觀拼在一起了，使我更了解自己，而這也是文字或文學的功能吧！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許多的社會功能，但在文字神祕的連線中，它所能觸動的是讀者的內心世界，在某個時刻，讀者跟作者都「若有所悟」，這瞬間既真實也虛構，如同做夢一般，又在若有所夢的瞬間得到啟示。
這樣的啟示對我非常重要，也是支撐我，只要有一點力氣時間就願意持續寫下去的動力，因為它無窮無盡、有無限可能。身為作者，如果在某個機緣碰到讀者也在神秘連線的另一端若有所悟時，那真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平路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徒勞，是小說家宿命嗎？
嚴歌苓：
儘管沒有完全感到「徒勞」，但也會覺得無力，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暗示，小說裡的人物都在暗示某種東西，我不知讀者們能接收這些「暗示」至何種程度，所以有時會想，「真有人懂嗎？」這時就會讓我感到無力。我的暗示其實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楚，因為要講的東西在我心裡也常是混沌的，如果你知道我要寫什麼，知道訊息是什麼，那就變成說教，所以，一定得「朦朧」至某種程度才是藝術。
寫小說，是我自己還不清楚想暗示什麼，但如果對方能解讀，告訴我從故事裡看見什麼，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頓悟，會有一種「噢！原來我寫的是這啊！」而這是我必須一直寫下去的重要動力，因為我能把朦朧的創作，在讀者或評論家的欣賞下，疏通這些朦朧暗示，我覺得，這是身為小說家的一個嗨點。
平路：
小說作者當然在尋找對自己有意義的意義，對我來講，剛才提到內在啟示的部分，尋找意義對作者跟讀者的連線來說，有點像我一直在問：「有人聽見嗎？」而我聽見最能感動讀者的部分，一定跟讀者某種內在心境或過去經歷有共通處，才能在那一刻彼此「心領神會」，雖這不是直接相扣，但因文學充滿隱喻，有它模糊地帶，有連作者自身都不那麼清楚的部分，然而，就是這樣才有藝術的力量，如同深夜裡有人不斷在問：「有人聽見嗎？」然後，另一端，在某個不管隔著多遙遠的時空，另一個人若有所悟了，雙方產生感應，那感覺如同「天啟」。
如果說這是歌苓剛才提到的「嗨點」，那我覺得，這甚至是種當你知道自己寫到這麼酣暢時，並且是用全部心力，準確將心裡真正感受，透過文字媒介傳遞出去時，我相信，一定在某個時刻某個角落，就算根本不知道那個地方那個人是誰，但那一句：「有人聽見嗎？」確確實實存在。我想，這就是作者為什麼彷彿徒勞，但依然要寫下去的原因。
以閱讀開闢一條新道路
蔡詩萍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蔡詩萍：
「有人聽見嗎？」我想是所有寫作人都期望得到的回應，現在這年代，藝術與創作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永遠拒絕貼標籤，永遠在善惡是非分明的世界裡，開出一條新路。兩位認為，為什麼要花時間讀小說呢？
嚴歌苓：
我讀小說是在讀文字，我讀很多小說是因為文字好，我把對文字的審美和文字，視為表達的重要工具，文字如果不好、不美，把文字寫得一塌糊塗，就算小說內容好看，我還是看不下去，一定要文字寫得獨到才行。每個人對文字的貢獻或文字的再造追求程度不同，但這是我最追求的，所以不謹是讀小說，我每天還要讀宋詞、唐詩等等，免除自己寫出糟糕的文字。
平路：
我覺得這年代讀小說，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我們需要更理解自己、理解別人，和所愛的人。我認為只有小說的形式才能把人心的幽微處寫得動人，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小說是一種勾織過程，透過這過程使我們知道原來理解他人有多困難，或至少知道其中的困難度，才不會覺得所有事都能一蹴可幾。當我們知道困難，也才能找到密道，找到進去的路線，才能開始試圖理解，並認知自己的理解程度其實只是皮毛。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現實功能，如果沒有小說，我一定是個比現在的我更差的人，可能是個沒包容心跟同理心的人，而小說讓我能真正理解原來人是這樣，原來對方有其苦衷，每個人都有難處。
藉由讀小說，我讓自己每天無論跟誰相處，都能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在互動中也能更加了解自己。我發現讓我「起心動念」的後面是什麼，或原來這可能跟我的某種經歷有關。所以那些我害怕的或我擔心的事情，就有機會一一解開了，發現自己害怕或擔心的事，可能不只是表面看見，而是另有原因，因此，對我來說這是個機會，讓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比昨天更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點的人。
2019臺北文學季在「國際華文作家」嚴歌苓訪台的活動中劃上完美句點，七月號《文訊雜誌》，將有更多嚴歌苓相關延伸專訪，敬請期待。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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