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蘿拉．李普曼）是個優秀出色的小說家，直言不諱地記述著當代的美國生活。」
──《控制》作者 吉莉安．弗琳
38歲的亞當駕駛一輛卡車，來到德拉瓦州一座濱海小鎮貝維爾。路旁招牌寫著，這裡是「美國十大最佳小鎮之一」，不過亞當來此是為了其他理由。
他找到一處停車場，熄火下車，推開餐酒館「海呵」的大門，朝吧檯後方的金髮女侍點一杯葡萄酒。他確定那個皮膚晒得通紅、身穿粉紅配黃的細肩帶洋裝的紅髮女子注意到自己了，畢竟，有誰會在餐酒館點葡萄酒喝呢？
兩人漫不經心地說起話來，就像萍水相逢的搭訕，先是聊酒，然後是她身上的晒傷。更進一步認識彼此之前，亞當早就曉得她的名字：波莉，波莉．科斯特羅，有個男人委託私家偵探亞當調查這個女人。
烈日下的紅髮女子
這是美國作家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於2018年推出的新作《烈日下的紅髮女子》（Sunburn）開場，故事在1995年的美國東部小鎮展開。過去以《貝塞尼家的姊妹》（What the Dead Know）、《愛麗絲與蘿妮》（Every Secret Thing）、「黛絲．蒙納漢系列」奠定她在推理文壇地位的李普曼，延續著眼於女性、美國文化、人物的神祕性等書寫特色，轉而挑戰黑色小說（noir fiction）題材，向前輩作家詹姆士．凱因（James M. Cain）致敬甚至企圖超越，是她出道二十多年來極具野心的書寫表現。不過，若想多了解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我們或許得倒轉時光一百年開始談起。
Laura Lippman曾任記者，後專事小說寫作。1997年出道至今，先以新聞工作經驗為靈感，創作《巴爾的摩藍調》等12部「黛絲探案」系列小說，以及《貝塞尼家的姊妹》《愛麗絲與蘿妮》《無期徒刑》等獨立作。（圖片來源 / 作者官網）
1920年代，推理小說書寫仍以偵探（detective）角色為核心，並且逐步從短篇過渡到長篇。原本刊在報章雜誌上連載、福爾摩斯式的推理故事，其架構與格局日漸龐雜，令讀者樂於單獨購買一部長篇作品好好享受破案樂趣。彼時大西洋兩岸名家輩出，英國有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桃樂絲．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美國有S. S. 范達因（S. S. Van Dine）、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走的是古典邏輯解謎、大展神探風采的路線。
20年代同時也是社會逐步恢復元氣、迅速擴張的十年，夾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至經濟大恐慌爆發（Great Depression, 1929）之間，一批美國作家試圖為推理小說探尋新的面向，尤其在偵探角色直接對應到的私家偵探（private eye）職業上，那可是一塊尚待開發的處女地。
1850年，蘇格蘭裔美國人艾倫．平克頓（Allan Pinkerton）創立了首家偵探公司，名為「平克頓國際偵探事務所」（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客戶向他們提出委託、交付金錢報酬，偵探進行調查任務，提供資訊、物件等答覆給委託人。然而，現實世界裡的「偵探」不見得受過訓練、不盡然依法行事，可能扮演於法不容的復仇者角色、反過來對被調查者提出更高報償的勒索，或是捏造證據交差了事而造成更大的問題與麻煩。就連平克頓本人都曾自陳「偵探有時候必須『偏離真實的嚴謹道路』並『訴諸欺瞞』」，游走灰色地帶、承受傷亡風險、面對道德困境、近距離與犯罪拚搏甚至遭其吞噬，這才是偵探的「真實」。
The Black Lizard Big Book of Black Mask Stories
20年代中期，卡羅爾．約翰．戴利（Carroll John Daly）開了第一槍，私家偵探瑞斯．威廉（Race William）在廉價雜誌《黑面具》（Black Mask）登場，憑藉拳頭與槍枝辦案的硬漢風格，開啟了冷硬派（hardboiled）書寫熱潮，之後由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接棒，與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共同撐起1930至1960年間冷硬派推理第一個盛世。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創作者幾乎清一色男性，直到70年代後期梅西．米勒（Marcia Muller）、80年代蘇．葛拉芙頓（Sue Grafton）與莎拉．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的出現，才見女性作家與主角的活躍。
這種性別的極端傾斜，同時反應在小說裡「蛇蠍美人」典型的建立：操弄男人為她們決鬥或犯罪、以媚態博取男性好感與同情、利用美色企求偵探網開一面等，為的是凸顯男性主人公堅持的原則信念亦或騎士風範。不過，這種刻板印象到了1934年有了新的變化：詹姆士．凱因的《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震撼了當時的讀者與書市，同時另闢出黑色小說的新天地。
郵差總按兩次鈴
一名流浪漢行經一家公路客店時受女主人姿色所惑，兩人連手成功殺害店老闆後，原以為能高枕無憂甜蜜廝守，但彼此之間脆弱的信任感與日益濃厚的猜忌，不但眼見罪行就要曝光，彼此的人生也將走向無法逆轉的崩壞不歸路……這種詳述情慾、犯罪、敗德的異色情節，在今日看來或許略顯平淡，可是在85年前的社會風氣底下，是格外驚世駭俗的。然則這部作品對推理小說發展造成極重要轉捩的關鍵，就在於從前述「偵探與惡的距離」迅速拉近、並切換到犯罪者的視角敘事，再次拓展了推理書寫可觸及的範圍與深度。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來審視《烈日下的紅髮女子》。
亞當是個私家偵探，應徵餐酒館廚師工作好暗中調查波莉的行徑。波莉在沒說任何理由的情況下離開了丈夫和親骨肉珍妮，獨自來到貝維爾，徵得餐酒館老闆同意後當起女侍。波莉渾身散發致命的魅力，透過亞當從委託人那兒得知的資訊與自身的感受獲得驗證，而他自己就快越過偵探與被調查者間不可逾越的紅線。隨著相處時間增長，波莉身繫的謎團卻不減反增，一具具屍體的出現似乎都與她有關，亞當該相信波莉是無辜還是有罪？
李普曼在不同章節裡進入不同角色的內心，層層面面地刻劃幾位重要人物的思緒與神祕的過往，卻又巧妙交織出波莉與亞當複雜濃郁的情感變化。作者承接了前輩作家們打下的類型基礎，也輕巧地陳述危機四伏的詭譎情感，最終仍與犯罪脫不了干係，細膩交織成一面華美的錦繡──那又是硬派粗獷的男性書寫者難以企及的了。
冬陽
推理評論人。曾任臉譜出版主編、新經典文化副總編輯、讀癮出版副總編輯，現為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
延伸閱讀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