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選單

網站服務選單

登入

頁面路徑列表

子選單列表

紀大偉讀同志文學史

【週二|台灣同志文學簡史】紀大偉:姜貴小說《重陽》與同志文學的現代性

  • 字級


紀大偉專欄

旋風(增訂版)
旋風(增訂版)
小說家姜貴(1907-1980)的反共反帝長篇小說《重陽》是個異數。它應該是台灣文學中最早的同志文本之一。我自己是在王德威的奇書《小說中國》中首次得知《重陽》的同性戀情節。王德威和夏志清(夏為《重陽》作序)多次稱揚姜貴的小說,姜貴的小說《旋風》成為台灣文學經典,而《重陽》卻長期絕版,好生奇怪。這部奇書是否也意味了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

《聯合文學》322期的「台灣同志文學及電影大事記」中,被提出來的最早一種文本是1961年初版的《重陽》(初版:台北市作品出版社;目前舊書店較容易找到的版本是台北市皇冠出版社版,1974年初版)。我私下覺得某些1960年代之前的文本也有「同性戀的嫌疑」,但是那些較早的文本不像《重陽》這樣大白話寫出同性戀。

《重陽》初版
《重陽》初版(圖/紀大偉)
但它又跟大多數我們認知的同性戀文本不同:它是反共小說,也就是說,與其說它像《孽子》,不如說它更像王藍的《藍與黑》。它也是反帝小說:它批判帝國主義在中國形同奴役中國人的行徑與意識型態。以今日的價值觀來看,反共文學可能引來嘿嘿嘿;但是,認真看待文學的讀者真的大可不必以後見之明輕蔑文學前輩被大環境制約的信念。反共小說《重陽》跟晚近同志文學(大抵不反共,當然也不反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是政治傾向的不同,不如說是(國族)政治空間與個人空間的消長:反共文學以感時憂國為主菜,而個人情愛只是小菜或調味料;晚近同志文學則以個人情愛為主菜,以「凝視肚臍眼」(我在此絕無貶意)為天職,而國家動態只是可有可無的背景。這番「古」今對照顯示出1960年代也有不寫肚臍眼的同志文本,打破我們對於同志文學的既定想像。

也因為《重陽》是反共/反帝小說,文本的首要課題是反共/反帝,同志再怎樣也要排到後面,甚或排在戀腳癖之後(書中描寫帝國主義者戀腳癖的段落不少)。同志的議題沒列在書中第一位,看起來是同志吃虧了,但我卻覺得同志占了便宜。關心同志文學的讀者並非只要留意「將同志奉為主角」的文本,而也可以「將同志列在次要位置的許多其他文本」。不堅持同志非主角不可,我們閱讀的版圖就更擴大一點。一個人同時具有很多種身份:她除了是同志,也可以是高雄人,也可以是原住民,也可以是社運健將;一個文本也可以同時展現好幾種關懷:除了是反共小說,也是呈現同志的小說,也是戀腳癖小說,也是遵守五四寫實主義傳統的小說(夏志清語,收於《重陽》皇冠版的代序)。承認人和書的多元特徵,我們看人看書的詮釋空間才不會閉鎖。

《重陽》1974版
1974版(圖/紀大偉)
反共/反帝小說中,壞人當然是共產黨員和帝國主義者;他們無惡不做,也就順便插花男同性戀,還被人在背後叫做「兔子」(兔子,為叫喚同性戀者的戲謔古語)。這種將同性戀跟共產黨聯結在一起的思維並非中華民國的專利。美國在麥卡錫議員推行的「麥卡錫主義」更是將小說式的狂想放在社會中實踐,當年許多同性戀傾向的文人就被當作共產主義的同路人而被迫害。討論這個課題的美國老電影(含恐怖電影)極多,若要推薦片單就要請教「恐怖先生」但唐謨了。

《重陽》書中壞人在書中確實進行了「同性戀行為」,但他們未必是「同性戀者」或具有「同性戀身份」。我在此將「同性戀行為」和「同性戀身份」對立,的確容易讓人聯想起性別研究界長久 以來的相關討論,但我在此暫不談這個老課題。我反而想要從文本出發,強調這些壞蛋角色在書中的主業其實是欺壓良家婦女,連祖母級的受害者也遭辣手摧花,而壞蛋之間的男同性戀相形之下只是副業。如果逕稱這些壞蛋是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並不見得可以讓今日讀者更充份認識他們,恐怕也找不出他們跟今日同志之間的關聯。

《重陽》寫了同性戀,但寫得跟我們熟悉的同志文本大異其趣。趁這個機會,我想提出我撰寫「台灣同志文學簡史」以來逐漸發展的心得:

台灣同志文學也有「現代性」和「非現代性」的分界。展現現代性特徵的同志文學被我們視為名正言順的同志文學,而不展示現代性特色的文本則讓我們困惑,因而被我們忘記甚或否定。我指認的同志文學現代性特徵有三:(一)將家庭視為衝突點:如,同性戀人物跟家庭/家長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發生衝突,常說出「我可以跟任何人出櫃但絕不跟爸媽出櫃」這種話;(二)將自己的內心視為衝突點:同性戀人物內心衝突不亞於跟家人和跟情人的衝突,心生自責自戀等等心緒,比異性戀人物更頻繁進行自我分析;(三)對烏托邦的渴望:同性戀人物因為長期對所處環境感到不滿,便想要脫離現有環境(「逃脫」是常見用詞),改而前往另類空間,以求在全新的時空自由發展心性。這裡的另類空間,包括外國或藥物促成的新感官世界。

獻詞
書內獻詞(圖/紀大偉)
以上三點,在《孽子》,《荒人手記》,《迷宮中的戀人》以及「台灣同性戀簡史」提過的大部份作品都可以發現。但這三點在《重陽》卻無立足之地──《重陽》的人物根本不曾因為同性戀而跟家人衝突(他們跟家人的衝突都限於女人的嫁娶),不曾因此跟自己衝突(他們本人寧可盤算金錢),更不會為了同性戀的苦悶而脫逃既有環境。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很在乎同性戀這回事。不過,我並不會因此否定《重陽》參與台灣同志文學的角色,而只會指出它不算是具有現代性的同志文本。這樣的文本也值得我們留心:我們不能偏食地認定台灣同志文學都展現了我們熟悉的樣貌(即:都呈現了現代性),而也該試圖認識了解看起來很陌生的文本(如,不具有現代性)

現代性的有無,跟出版年份沒有絕對關係。我談過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也沒有展現同志文學的現代性──書中愛好男色的男醫生似乎不跟家庭發生衝突,似乎沒有內心衝突,也沒有掙脫既有環境的跡象。說他是現代化同志之前的前輩,或許算貼切。如果現代性的同志文本大抵在呈現痛苦悲情與苦悶,《玫》就在呈現同性戀的快樂,而《重陽》則在呈現同性戀的邪惡。

書名《重陽》扣合了小說正文前頭的題辭「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很有《倩女幽魂》的意思。但這裡的秋意應指書中肅殺的政治氣氛:小說背景為「寧漢分裂」,當時汪精衛在漢口成立了容納共產黨的國民黨政府。小說中充滿了大叔和辣妹以愛國救黨之名遂行色欲之實,人人疑神疑鬼,讓人聯想起李安的情報片《色戒》,只不過《色戒》中的帥哥大叔汪精衛在別的城市忙著成立另一個妥協的政權。《重陽》的文本跟張愛玲的文本也形成對比:《色戒》小說版幽微收斂,大概因為作者根本就沒有感時憂國的危機感;《重陽》的缺點和妙處則是不知收斂,人心幽微處都寫得明顯得讓人發噱,或許正是因為作者急於反共。作者在《重陽》自序寫道,「反共,需要冷靜,也需要智慧」,似乎就是在警惕自己。自序寫於「台南東門寄廬」──而不是大台北。作者跟大部份大陸來台的作家不同,並不住台北,也因而失去外省作家同聚在台北的安全感。作者晚年家庭不睦,應更有孤立無助之憾。

《重陽》英文版
英譯版(圖/紀大偉)
《重陽》書名也被認為是兩種陽物的對抗。這兩種陽物可以說是書中的兩名男主角:一個是萬惡的共產黨員,另一個是被壞人帶壞的國民黨人後裔。這兩種陽物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重陽》已被翻譯為英文版,書名為《Rival Suns》(競爭的太陽)(譯者:Timothy A. Ross,出版社:Lewiston, N.Y. : Edwin Mellen press,1999出版),封面就是兩黨的徽記。

膜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上下則文章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