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是金英夏（1968-）首部長篇小說作品（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每個人都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而且只有行使這種權利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韓國文學評論家柳浦善曾用這句話來說明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敘事核心，話中的一些張狂與危險，讓人想起光著頭、眼神銳利看著你的法國哲學家傅柯。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而坐在我們對面的金英夏卻直白地說，「與其說是生命政治，我倒認為是個人生命的權利究竟歸屬於誰的問題。」金英夏曾在媒體上公開說：自己的人生是一連串的上癮所組成，18歲開始的菸癮、20幾歲的遊戲上癮、飆車、紙牌與酒精，他花了好大的力氣才學會控制。也許是這樣的經驗，讓他為自己一連串上癮的人生，理出了國家政府對菸酒的管制，比起毒品卻相對寬鬆的矛盾，進而探問自己的身體、健康與生命的掌控權，應該屬於誰？
他舉例，像是西歐世界過去會重刑處罰自殺未遂者，或是儒教社會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任意毀損身體就被視為不孝的倫理。而我們拜訪的當下，韓國社會團體正在為廢除50年代成立的「反墮胎法」請願，金英夏說，「至今許多國家仍不接受女性有墮胎權利，這也是以『女性的身體是屬於社會的』思考點出發。但我堅信，個人身體的權利，基本上是屬於個人的。」
原來，在南韓知識型綜藝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詞典》中，被視為時尚指標、看起來總是慢條斯理、溫文儒雅的金英夏，也有如此基進的姿態。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是金英夏最早享譽國際的成名作，書名來自法國女作家莎岡某次吸毒被捕後，對審查法官說的話：「只要不傷害到其他人，我相信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金英夏便用「個人有權利破壞自己身體」的激烈主張，描寫一種死亡的極端方式，以對國家、社會、父母所代表的權威提出反抗。「我讀大學的時候，社會正在進行打倒獨裁政權的革命，年輕人被強烈的氛圍籠罩，人類的暴力衝動有時是向著別人，有時也會失去方向用來對付自己。年輕人很容易在過度的自我陶醉和自我厭惡中擺盪，這種搖擺，很容易以『自我破壞』的衝動來表現。」回望那段寫作時期，他坦承，「我只是感受到強烈的憤怒而已。」隨著歲月經過，當他重讀20多歲時寫的這本小說，才發現當時自己是處於何種情況，「就像其他作家一樣，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現在在寫什麽，寫完了以後，要過了許久才會揭曉。」
（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不懂壓縮美學的人，最終都不會知道生活的祕密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中，主角的職業是一位「自殺嚮導」，同時也是在完成每次委託工作後，會把委託者的故事「再創作」的作家。他欣賞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冷靜地把馬拉死亡的緊張感，凝結在至死也握著的鵝毛筆上，也喜歡閱讀旅遊指南和歷史書籍，因為二者都冷靜地把城市或歷史複雜的事實和生命，壓縮成幾行簡單的文字。金英夏解釋，「『壓縮的美學』是小說主角所主張的，他從事勸別人提早結束生命的工作，並將這份工作包裝成一種美學，這暗示著他相信『自己是神』的誇大妄想性格。」
大衛的《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是法國大革命時代最著名的畫作之一。描繪法國革命家、記者尚-保羅·馬拉遭刺、死在浴缸的場景。（圖片來源 / wiki）
《光之帝國》韓文版封面，漫遊者文化2019年出版
小說中提及多幅西洋經典畫作，這些畫有何隱喻？金英夏說，他是在結束一趟40天的歐洲自助旅行後開始寫這本小說，「我認為，在視自殺為罪惡的歐洲基督教文化中，畫出在宗教故事裡登場的死亡主題，是對當時『以生産為美德』的社會做出迂迴的抵抗，因此我將『美麗地畫出死亡』的作品放在小說開端。」而小說的篇章名，他就以大衛的油畫《馬拉之死》、克林姆的《朱迪絲》、德拉克洛瓦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構成；他另一本描述北韓間諜潛伏南韓20年後突然接到「返北」命令的《光之帝國》，更直接與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畫作《The Empire of Light》同名，加深了小說主角的生命痕跡被抹除，又突如其來被置換的超現實感。
左：克林姆的《朱迪絲》；右上：德拉克洛瓦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右下：馬格利特的畫作《光之帝國》（圖片來源 / wiki）
金英夏說他喜愛傳統的美術作品，也關注現代藝術。他提到，現在被稱為古典主義的作品，例如安格爾或大衛的作品當初在發表當時，給予世界極大的衝擊，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留存下來。「所有創作都有類似的層面，新的作品就是藝術家對以前存在過的作品的回答，這種回答大致以反抗的樣貌呈現。如同否定父母世代的遺產，子孫才會有所成長一樣，藝術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和製作完成度極高的作品相較，我更喜歡『與過去有強烈衝突』的藝術家和作品。」
殺人者的記憶法
《黑色花》韓文版封面
也許就是這種既延續卻又與之對抗拉扯的性格，讓金英夏的小說讀來也像是一種解壓縮的過程，偶有一些東西遺失或變形，比如，他喜歡在已知的史實裡安排一些更動，「韓半島就是非常特殊的區域，歷經王朝、殖民地、内戰、分斷的歷程，隨著南、北韓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念對立，目前仍未停止敵對狀態，」金英夏認為，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悲劇，不只含有悲傷和惋惜，還呈現了對人類内在生命的反諷——人們必須活在愚蠢、錯誤的環境中，有時還經歷了許多可笑的事。「《黑色花》裡，身分被降為移民勞工的王族如此，《光之帝國》中突然被派到南韓、卻被北韓遺忘的間諜也是如此，我喜歡這種反諷，因此韓半島的歷史是很好的背景。我會先構思身處在這種有趣狀況中的人物，然後開始寫小說。例如《殺人者的記憶法》中，『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年老連續殺人犯』即屬此類。」
文學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承續個人心裡的過去和現在，達成和解
年輕時的金英夏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大學時期正逢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高潮。問積極投身過學生運動的他，這段經歷是否影響了創作？「80年代許多韓國大學生因為對現實感到絕望，所以從外部尋找解決方案。因為相信美國默許並支援獨裁者，所以反美和反資本主義的思想受到歡迎，當時馬克思主義、毛主義、金日成主義等思想對韓國大學生非常具有吸引力。這些大學生參與了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結果就是導致獨裁政權瓦解，獲得了總統直選的權力，並且誕生了以新憲法為基礎的第六共和國。」隨著民主化的進行，反資本主義、反美思想也逐漸在大學和社會中失去力量。金英夏坦承，他自己是對「個人」的關心多過於對社會和體制，才走上作家一途，「我想藉由作品訴說那個時代的故事。我認為文學雖然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扮演承續個人心裡的過去和現在的功能。大部分人都對於自己激越的年輕歲月都加以隱藏、擱置，但文學能再次召喚那些過去，經由讓現在的讀者閱讀，他們得以跟過去和解。這種方式能幫助讀者接受過去，而這種過程也發生在作家自己身上。」
一般將金英夏視為韓國當代文壇的一條分界，在他之前的韓國文學，多以農村為背景，主人公是從農村到首爾的知識分子，或是以韓戰及其後的民主化運動為主要事件的小說。與過去的體裁相比，金英夏確實發表了一些看似怪異的作品，「我的小說大多是以都市為背景，描述當代年輕人經歷的問題，有時用幻想的技巧來表現，因此當時的文壇覺得我的風格十分陌生。但現在，大多數讀者都在都市長大，和我使用同樣書寫方式的作家也成為主流了。」
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自1996年出版至今，改版再刷幾十次，金英夏曾在書中自白，原本虛擬的「自殺嚮導」工作，在20世紀末的日本因為成了真正的職業而引發討論，雖然幾次想改寫，但比起成熟老練的筆法，他選擇坦然面對年輕時寫下的粗糙與挑釁，「這才是這本書的樣貌。」
（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在衛星代替神靈俯視的世界，我依然在寫作
20幾年後再看自己的小說，金英夏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26歲寫這本小說時，完全沒想到會被介紹到外國，可是在出版兩年後被翻譯為法語，後來也有英語和德語等外語版本。」他曾在小說中開玩笑似地寫道：「小說家沒有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幾乎等同無所事事的人。」他的作品已被譯介到十多個國家，問起作品被廣泛翻譯有何感想？他說，「塞萬提斯以前說過，作品在作家生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是非常光榮的事，但我認為，被翻譯的作品終究是該語言的文化資產。小說雖然是我寫的，但透過譯者和編輯之手，才得以被他國的讀者接受，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非常不同的文化内容。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被翻譯的作品完全只是我的小說，所以我幾乎不干預作品的翻譯。我相信作家的真正成就並非被翻譯的語言數量，而是母語讀者們的深刻理解和熱愛。」
最後問金英夏有沒有來過台灣，他出乎意料地關心起台灣出版社是否和韓國一樣集中在首都？我們還摸不清楚問題的用意，他就說，「對第一次接觸我作品的台灣讀者來說，因為台韓在歷史、地緣上有多處共同點，加上年輕世代也有類似的文化傾向，因此我相信，對於我小說的接受程度應該不難。」
20幾年過去，「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這句話仍帶點挑釁，金英夏選擇誠實面對這些傷疤，就是人生經歷的一部分，然後用書寫向自己過去的怒氣和解，也難怪他最後如此建議有志成為作家的人：「雖然應該要深入了解前輩作家和作品，但你如果不用自己的方式表現『真實』是不行的。唯有用自己的方式，正直地寫下屬於自己世代、自己的故事，才是正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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