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故事療傷，用話語奪權──讀《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2014年，21歲的娜迪雅（Nadia Murad，1993-）歷經全村男人被槍殺、13名親人陸續身亡、被伊斯蘭國（IS）的聖戰士當成性奴並多次轉賣，最後總算逃亡成功。

《倖存的女孩》是娜迪雅紀錄下這段過程的作品，但除了痛苦及逃亡，其中還有這種小故事：她從小愛漂亮，某次在牽引機後方堆乾草時身受重傷，昏迷不醒，母親夏美手頭拮据，卻還是去買了貴重的項鍊和手鐲給她，然後對著昏迷的娜迪雅說，「如果妳醒來，我就買耳環給妳搭配。」

然而2015年12月，娜迪雅的母親卻在一個亂葬崗被發現，坑洞裡另外還有80名年邁婦女。得知母親已死去時，已逃至德國的娜迪雅才22歲。明明是一般人大學畢業的年紀，她的世界卻已經破碎了千百萬次。項鍊和手鐲還在，母親卻不在了。

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娜迪雅的悲劇成因錯綜複雜。她屬於伊拉克少數民族亞茲迪（Yazidi），亞茲迪被激進遜尼派穆斯林視為不信神者，IS更是在亞茲迪人不願改信伊斯蘭教後，對他們進行大規模種族清洗。男人的地獄是死亡，女人的地獄則是成為男人附屬物、被迫改宗、不停被強暴、不停被轉賣（有時直接在臉書上進行交易），再不停被強暴。

伊斯蘭國甚至有一本《對待俘虜和奴隸問答》，其中根據古老的《古蘭經》教義訂有明確的強暴指南，例如，「問：是否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答：若該名少女適合性交，則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但強暴還不是最終極的摧毀。最終極的摧毀有兩種：一是感覺自己永遠壞了，二是在極端環境下受到改造，以擁抱伊斯蘭國理想來換取一點扭曲的生存尊嚴。

然而即便先不談性暴力，女性光想在日常生活中掌握自己的身體就已無比艱難。根據娜迪雅的描述，亞茲迪教是封閉宗教，信仰者不得跟異教者通婚，因此，為了確保宗教的延續及壯大，再加上許多人生活貧困，所有母親都得多生孩子來確保「田中人手足夠」。娜迪雅回憶母親夏美時就曾提到：她生了10個孩子，實在不想再生了，但又不敢叫丈夫避孕，於是偷偷存錢買避孕藥；但三個月後，錢花完了，她立刻懷上娜迪雅。

相對於娜迪雅受到的直接侵犯，夏美遭受的暴力比較幽微。夏美是被父親送過去的妻子，她任勞任怨地生養孩子，也賦予孩子無盡的愛，卻沒有為自己身體發言的權力。但我們要注意的是，與其說這是亞茲迪教或貧窮的問題，其實主要還是父權結構的問題，畢竟就算是相對富裕的美國，現在也有以基督教為主的反墮胎勢力捲土重來。其實就連我國《刑法》中也還留著墮胎有罪的條例，是靠著1985年實施的《優生保健法》才得以將此後之墮胎行為視為「例外」。此外，父親看似為了家族著想而希望多子多孫，後來卻仍拋棄夏美，為愛娶了另一名年輕女子，導致夏美為了養孩子陷入極度貧困。娜迪雅深愛父母，也處處為兩人的難處及苦痛找理由，但以整體結構觀之，「宗教」與「貧窮」到頭來常常只是粉飾男人必須掌權的藉口。

此外，娜迪雅的慘劇即便讀來令人悲憤，《倖存的女孩》卻也讓我們看到，這種悲憤如何能被以父權結構為主的力量利用。2007年，一名亞茲迪少女想跟遜尼派穆斯林青年結婚，卻被父母召集一群人以亂石處死。這當然是亞茲迪信仰者的極端行為，但極端遜尼派穆斯林卻以此為藉口，指控亞茲迪教的人全是落後人種。兩邊人馬本來就已因為信仰不同累積不少衝突，此後更被激化浮上檯面，甚至還有極端遜尼派因此進行自殺炸彈攻擊，一次炸死400名亞茲迪平民。

於是性別悲劇被夾纏在種族、宗教及階級暴力中。當我們耳聞 IS會將同性戀者從高樓推下摔死，會將妻子關在家裡，甚至會將非我族類的女子擄來當性奴，並因此感到心痛不已的同時，卻也會聽聞美國總統布希在出兵阿富汗時，義正嚴詞地表示要將全身包緊緊的穆斯林女人從塔利班政權「解救」出來。許多什葉派、庫德族及亞茲迪的倖存者也加入討伐IS的行列，其中男女皆有，男人往往失去親人，部分女人也曾被擄去當性奴，其中動用私刑復仇者也不在少數。

因著這些暴力，女性受到性侵犯時的創傷更被進一步放大。比如娜迪雅淪為性奴後，使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因為亞茲迪教禁止婚前性行為，於是，IS成員便以此恐嚇性奴：「逃走也沒用，家人只會因為妳們沒了貞操不再接納妳們。」這是傳統社會以貞操恐嚇女性使用身體的強化升級版──女性身體不只得為了男性保有貞潔，還得開放成為操演國仇家恨的戰場。種族滅絕是第一層暴力，家人遭受屠殺是第二層暴力，身體自主受到侵害是第三層暴力。然而，男性受到的傷是勳章，女性卻必須以「誓死抵抗性侵」做為勳章，若是抵抗失敗或沒有抵抗，甚至可能被從婚家體系中驅逐。女性遭受的性暴力成為三層暴力共構的羞辱黑洞。

娜迪雅在聯合國呼籲國際救援伊斯蘭國受害者。（圖片來源 / 作者官網）

當然到了最後，我們鬆一口氣的得知，亞茲迪的宗教領袖接納了所有因為戰爭受創的男女。但娜迪雅即便深深感謝宗教領袖的「包容」，卻也無法完全復原。她知道有些跟她經歷相同的女性去做了處女膜重建手術，也表示祝福，但對她而言，「一個『簡單的手術』怎麼可能抹去哈吉．薩曼多次強暴我的記憶，怎麼可能讓我淡忘他允許衛兵輪姦我，做為試圖逃跑的懲罰？那些侵犯造成的傷害不是僅在身體的某個部位，不是僅在身體，所以不是一項手術可以修復的。」

所以她要反覆訴說。曾有研究指出，許多受性侵的孩子會在長大後出現性成癮問題，而有部分原因是：他們下意識想將自己陷入類似處境，並相信「這次我可以改變結果」。受侵犯者覺得自己的權力被拿走了，而對某些人來說，若要拯救被暴力噤聲的自己，就要拿回對整個事件的話語權。世界各地許多受侵犯者之所以保持沉默，正是受制於類似娜迪雅怕被社群驅逐的那種恐慌。他們怕被指指點點，怕被看不起，於是被二次剝奪了為自己發言的權力。

2017年底，伊拉克宣布消滅境內伊斯蘭國成員。故事卻沒有因此結束。娜迪雅還在救援戰爭中受創的婦女，還在為她們發聲。訴說跟復原都是漫長道路，但有時唯有不停地說，才能一次次從噩夢裡醒來，再一次次把曾被侵犯取消的自己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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