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南韓首爾地鐵江南站發生了一件殺人案，34歲的男性加害者在地鐵附近廁所隨機以刺刀捅死一名23歲女性。調查犯案動機時，嫌犯供稱：「我經常受到女性們的無視，再也難以忍受，所以才犯罪。」這樣的「女性嫌惡」犯罪宣言引起軒然大波。同年8月，一位電玩遊戲女配音員在推特發布一張「女孩們不需要王子（Girls Do Not Need A PRINCE）」的T恤照（T恤是女權團體為籌措訴訟資金而做），卻被玩家們認為此舉是在引發仇恨，而丟了工作；電玩業者也告誡女性員工不得訂閱、發送女權相關言論。然後是10月，電視編劇作家趙南柱出版了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在政治、娛樂、藝文各界引發回響，更在銷售及創作獎項屢獲肯定。這些「非常」事件對照小說中寫實的「日常」，有如「奇景」與「微觀」的互補；而小說裡構造的人生細節，也與南韓社會轉型並行發展。
南韓線上遊戲女配音員因一張女權T恤照被撻伐，還丟掉工作。
沒有人生來就是「金智英」，而是慢慢變成的
82年生的金智英
南韓女性的一生總在被提醒自己是次於、依附於男性的。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就從日常細節切入，比如身分證字號（男性是1、女性是2開頭）、學號編排（決定領餐、出發、報告順序），還有從父姓（戶主制），都決定了「男士優先」。這種隱性的先後配置，暗示了：男性是社會的領頭羊、女性主管比例持續偏低、男性薪資普遍高於女性。
書中提及的「大醬女」、「泡菜女」、「媽蟲」等詞彙，都是資源競爭與分配失衡下出現的性別歧視字眼。「大醬女」、「泡菜女」把女人貶為只重物質、依賴男性、沒有思考能力的愛慕虛榮者──這是把將女性視為「消費力群體」，卻在職場、家庭結構將女性排除在「經濟主力」之外；「媽蟲」則暗諷有小孩的母親整日無所事事，過著靠老公的生活──這是把家務、教養工作強加於女性身上，卻把家務勞動排除在公共領域外，對「性別分工失衡」眼不見為淨。
但這些男性中心的社會建構，總有女性參與、共謀的幽微面向。金智英不斷回想母親的各種人生經驗，並繼承了母親的自我性別規範，認為女人就該為父親、兄弟犧牲；她所崇拜的公司前輩（金恩實組長）是一位以工作為重的女強人，經常加班、週末工作、出差，她雖翻轉了「女性＝弱者」的印象，卻無形中造成其他女同事的壓力。這些都是兩性平等權益的議題，然而更深層影響女性成長經驗的，是無所不在的「性威脅」。
透過金智英（及其身邊女性）的成長經驗，我們看到「性威脅」如何在各種公共領域壓抑女性的性自主。從學齡到為人母，女性一生所遇到的各層級、身分、年紀的男性，都能透過既有社會關係與制度，有意無意地對她們施展性騷擾，比如學校的儀容檢查，讓男老師（藉由所謂「愛的小手」）隨意碰觸女同學身體，性徵愈明顯的女孩愈容易受到騷擾。也因這些表面「正當」的性羞辱，彼時「這些女同學內心深處早已逐漸累積對男人的恐懼和幻滅，但她們都還未察覺。」
讓女人在「性」上感覺羞恥，使她們即便成了性騷擾、性侵犯的受害者，卻總是被檢討的對象；她們互相協助的方式，只能對彼此說一句「不是妳的錯，這世上有更多的好男人」。不過，如同女人也是父權社會的參與者，所謂「好男人」，也難自外於這細密羅織的歧視結構。
金智英的丈夫鄭代賢在小說中就是個「好男人」，他誠懇地對金智英說：「不要想妳會失去什麼，要想妳會得到什麼」、「我會『幫』妳」、「我做著我喜歡的事，卻害妳不能做妳喜歡的事……」等體貼話語，但金智英仍無法獲得實質的解脫──這些「好男人」修辭，就像社會轉型後的各種「政治正確」話術。
藉由小說，趙南柱記錄了金智英成長的1980到2000年南韓社會與政策的轉型──1999年制定《男女差別禁止法》、2001成立「女性部」、2008年廢除違憲的「戶主制」，以及其他女性勞動條件的改善。不過，仍有多數金智英（們）無法享受相關權利，2009年不到50%的女性使用育嬰假，2014年還有1/5的女性因結婚生子辭職。甚至小說結尾，替金智英看診的精神科男醫師，在面對自家診所聘僱的優秀女醫師因懷孕提出離職時，心中卻想者：「所以不論是多麼有能力、表現優秀的人，只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會帶來這些困擾。我決定，下一個人一定要找未婚單身的才行。」 趙南柱就讓小說停在這個難堪的窘境。
上述這些限於「男女、兩性」二元觀點的立法措施，都不足以根除複雜的歧視結構。因為歧視絕不只表現在「性別」上，還必須與障礙、年齡、種族、學歷、病歷、出身地、性傾向、僱用形態等被列入聯合國《反歧視法》保護的項目來一併觀察。2006年起，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即提案制定《反歧視法》（韓文直譯為：差別禁止法 ），但立法的討論卻在近年針對「性傾向」一條出現了反對力量，這也將《82年生的金智英》與《脫北者．男同志》兩書的主角聯繫在一起。
「脫北Gay」與「從北Gay」：性／政治他者的連帶關係
脫北者，男同志
2013年，南韓保守宗教團體為了不讓「性傾向」列入《反歧視法》，新造了「從北Gay」（종북게이）這個詞，指控性少數者、支持性少數團體的議員是「親北、親共」人士，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2015年4月3日，基督教團體更在《朝鮮日報》刊登全版廣告，指稱已在首爾舉辦超過15年的「韓國酷兒文化節」是宣傳「共產性文化」、「鼓勵同性戀」，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進而抵制活動舉辦。保守團體沒有明說的是，所謂的「共產性文化」其實挑戰了資本主義父權體制下嚴格的「性別角色」和「男女分工」──保守政治、宗教團體正是仰賴這些來維持其權力結構，才會以國家安全之名，將履行性別分工視為是對國家忠誠，不嚴守就是危害社會。
南韓反同團體在《朝鮮日報》刊登全版廣告，抵制首爾的「韓國酷兒文化節」（圖片來源 / mediatoday）
《82年生的金智英》也寫到，1990年代末，反對廢除「戶主制」者的理由是：「將來的孩子會宛如禽獸、不知自己的父母兄弟是誰，國家將亡」。然而，幾乎同一時間，脫北者張英進在韓國出版的自傳《脫北者．男同志》（韓文原書名為《紅色領帶》。2015年4月27日出版），其「脫北Gay」的身分，讓反同團體的論述出現了尷尬的反證：正因為北韓也嚴守異性戀家庭結構、性別角色，甚至抹除同性戀等性少數的存在，所以張英進才決定逃出北韓。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對台灣（與英語世界）讀者來說，張英進的自傳與其他脫北者暢銷書（如朴研美《為了活下去》、李晛瑞《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十分不同，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脫北者．男同志》是少數直接以韓文出版，而非先透過英語世界的出版商面世；二、有別於女性脫北者的經歷，以男性身分在北韓生活的記述，補充了北韓兵役制度文化、男性社會關係連帶、父系家族體系等面向；三、或許是因為以韓文出版而有所斟酌，書中少了朴研美、李晛瑞皆詳細著墨的、到了南韓後須經過「統一院」「國情院」的調查與輔導；四、張英進成長時期的北韓（1970-80年代）和他抵達南韓的時間（1997年），正是南北韓經濟相繼衰退的時期，這些社會轉型對處在「雙重邊緣」的個人衝擊，似乎被收攏在內心情感世界裡而未開展；五、最重要的是，張英進「脫北」的動機，不同於大部分脫北者訴求的人權、自由與基本生存條件，而是為了追求「性自主」而逃離那慾望的荒原。
當然，張英進凸顯了「性」也該被視為人權、自由與基本生存條件，一如他觀察到「性傾向」、「性少數」在南韓也備受壓迫，也曾因自己的性向受到欺侮。具體的差異是，一到南韓隔年，他就在雜誌上得到同性戀相關資訊，並「覺得自己的世界到此刻才突然變得豁然開朗」，即便他有著「脫北者+性少數」的雙重邊緣身分，生活也不寬裕，還因接受媒體採訪意外「被出櫃」，他仍受過去脫北的強烈動機驅使，樂觀地「打算今後不要再繼續流淚」。
女人與同志：「性」的共恥結構
這兩本作品在書寫形式上有著極有趣的對照：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道出社會實態，自傳《脫北者．男同志》卻有如虛構人生。兩書的結尾方式，更弔詭地展現了：刻畫真實的小說卻繞進死胡同；如虛構般的人生還能望見出口。
對此刻閱讀兩書的台灣讀者來說，兩部作品都巧妙反映了邊緣群體被壓迫的共同處境；在女人與同志身上，映照的更是「性」的共恥結構──她／他們總是因為「性」而權利受損，或被視為異端；相反的，在男性權力者身上，即使是犯罪的性也會被視為展現男子氣概的勳章。凸顯這個「性」的共恥結構，更能清楚看見女人、性弱勢者依舊在社會中面臨的歧視，並無法在單一社會結構中處理。
2016年南韓所發生的一連串社會事件，或許是《82年生的金智英》暢銷反應的背景，卻也帶來反面的抗拒──江南地鐵案掀起的討論，不只「厭女」、「仇女」，社會還出現了「精神病嫌惡」傾向，更引發「女性沙文」、「女權法西斯」這樣的對立；「女孩們不需要王子」的結果，是設計出更暴力、更荒謬的獵殺女性角色電玩，將實體生活中的謀殺暴力肆無忌憚地複製到虛擬時空。《脫北者．男同志》的出版同時搭上國際政治議題（近年脫北者著述在國際能見度大幅提升，南北統一論的熱潮此刻也衝上高峰），亦間接回應南韓社會內部的衝突（種族、政治、性的人權問題）。
這兩本書適時出現，不應該被理解為特定事件的衍伸或解釋，而是更廣泛的社會共感、共謀的記錄，而這正是文字作品的重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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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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