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影、電視、網遊等不同敘事媒介挑戰人們過去的感知習慣，許多小說家跋涉險路，窮盡各種能夠描述的情狀，企圖奪回被新媒介占據的領域，或許為了文字久遠輝煌的傳統，或許也為了丈量，丈量文字能鑽探生命地層多深。
《生命的測量》作者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與英國文學史前輩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一樣，既是作家，也是辭典編纂者，善於追究字源，給出例句，清晰明白界定字詞今生前世，如一把不出錯的鋼尺，適於用來測度人的理性範疇。然而當生命中的不測降臨，溫度計水銀亂竄，指南針失準，人類失去度量世界與自己的能力，語言忽地靜默，所有辭典字彙在悲傷前啞口無言。
回憶的餘燼
生命的測量(曼布克獎得主‧《回憶的餘燼》作者拔恩斯傷懷之書)
本書是拔恩斯繼小說《回憶的餘燼》後，雜糅多種體裁再度書寫傷逝。在第一章〈高度之罪〉，作者鎖定19、20世紀之交，三個分別搭乘熱氣球旅行的真實人物，英國軍官伯納比上校（Fred Burnaby）、法國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法國攝影師納達爾（Nadar），採用報導文學紀實風格，由一百多年前熱氣球與攝影術的發展，論述人類面對現代化的激情與惶惑。第二章〈平平實實〉，想像力一反標題字面涵義縱馳，以真實人物為基底，織造伯納比與莎拉的無果戀情，從雲端意念陡降至現實人生，虛實相接不露針腳，足見小說家手藝高妙。到了第三章〈深度的迷失〉，作者剝除之前的象徵與隱喻，以散文文體直述與他結褵30年的髮妻驟逝後，被遺留於人世的傷慟。
朱利安‧拔恩斯畢業自牛津大學現代語文學系後，曾參與《牛津大辭典》編纂工作（圖片來源 / thecultureconcept）
談到書寫的技藝，技與藝總是相提並論，小說家畢生修煉的技藝便是以文字模擬世間種種狀態，遣詞造句擬真到了極致，便仿似成為實相。然而仿似終究是仿似，當死亡降臨，縱有一身技藝也無法讓愛人起死回生，人生便來到了失語時刻。「傷慟會改造時間，改造它的長度，它的結構，它的功能。」拔恩斯如此形容失去摯愛的劇變。傷慟意味著日常世界從此分為喪妻前和喪妻後，對於人事物的判斷開始動搖，朋友安慰的話語聽來別有用意，親人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刺痛你，生活中每件事物都移形換位，人與世界的相對距離一夕扭曲崩解，這是意義的強震。
愛有多深，死亡造成的地形塌陷就有多深，文字就有多難以沉墜觸碰痛苦，但埋在深處的情感，才是成就藝術的核心。創作宛如製作燈籠，一步步折紮骨架，糊貼棉紙，彩繪鏤刻，最後總要在燈座中心點亮火光，那是創作者的精神，是自我對世界的認知與情感，有了火燈籠才會發亮，但倘若火焰熾烈到燒毀一切，就什麼也沒了。
什麼也沒了。愛與傷逝的憂鬱何其相似，兩者都創造光影縱深，造就藝術，但光燄一旦閃燃會吞噬所有，徒留精神上的廢墟。拔恩斯比喻這困境彷彿置身熱氣球籃，陷入重重雲層，失去方向感。他不得不拋出45米長絲線上的小降落傘，握著氣閥繩，測速，定位，試著安全著陸，療傷，在虛惘與痛苦中倖存下來。
納達爾（1820-1910）是第一個進行空中攝影的人。（圖片來源 / wiki）
然而愛人的死亡是一種現實的減法，兩雙眼睛剩下一雙，人要如何在枯瘠的事實外存活？創作者總是夢想著憑藉藝術，或許能夠向上帝打個商量，讓所愛的她／他回來。拔恩斯自承：「作家相信自己的文字所創造的模式，並希望也堅信這些模式能加總成為想法、成為故事、成為事實。這向來是他們的救贖之道，無論有無傷慟。」但他顯然很清楚，兩千多年前關於奧菲斯（Orpheus）的希臘神話已經道出藝術的無能為力：樂手奧菲斯用演奏感動了冥王，冥王承諾讓他死去的妻子重生，只要他帶著她走出地府前，絕不回頭看她。可是為愛深入地府的人怎麼能夠不回頭？奧菲斯失妻後，被象徵非理性的酒神女信徒殘殺棄屍。藝術無法贖回死亡，愛到喪失了理性，結局就是殉葬。那麼，寫作對傷慟到底能產生什麼作用？
將兩樣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有時世界就此改變，當納達爾結合攝影術與熱氣球，拍下第一張空拍照之際，便悄然改變了人類的視野。攝影如羅蘭巴特所言，證明被攝物曾在某一刻存在，並在觀看的當下透露那一刻已然逝去，因而成為現代的悼亡之術；而熱氣球飛行的高度，使攝影者抽離當下現實凝視地形與建物，企圖留存此刻的遺跡。拔恩斯在本書描述納達爾一再實驗如何讓空拍的影像顯影，顯見熱氣球與攝影的結合，暗喻著人類試圖抽離強烈情感，回顧確認災殤現場的掙扎。
這是生命的弔詭之處，愛需要追悼，而完美的追悼需要技藝。在巨大的憂傷中，拔恩斯以驚人的寫作技巧，剪裁貼縫歷史細節與遠颺的想像，再造愛的遺跡。儘管內在火苗熊熊燃燒，他仍折彎竹篾，紮起骨架，包圍起熱烈的痛楚，宛如保護脆弱的自我。愛是熱氣球，在空中不確定地飄搖，技藝卻讓人得以接近記憶裡的真實，盡可能重現逝去的風景，然後像伯納比般拉扯氣閥繩，拋出鉤錨，將熱氣球籃固定在陸地。傷逝者或許餘生都會隱隱作痛，但在行走現世孤旅時，總有一盞燈照明前方路途，像頻頻回首的奧菲斯，每次回首便再度感受到失妻的痛苦，體認死亡的不可逆，過程本身卻成為一種療傷，一種回歸現實的試煉。
因而《生命的測量》，是一位極度理性，精準拿捏技巧的作家，對傷慟的多方探究。由於理性，拔恩斯認知到意識底層哀痛的深度有多麼難以追索；由於精準，他詳盡測繪出悲傷的地形走勢，從迷茫，麻木，追悔，刺痛，到挽回的渴望，記憶的延續與消退。正因他如此清晰明白地界定痛苦的疆域，並留下文字無法觸及的空白，療傷成為可能。在技藝與精神結合的光源下，他支撐著自己繼續寫下去。
如此理性節制地書寫死亡，卻寫得如此動人很少見，正如純粹的愛與技藝，從來都很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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