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原因讓她寫下「殺嬰保母」的故事？──法語文壇的新銳作家蕾拉‧司利馬尼

蕾拉．司利馬尼以小說《溫柔之歌》拿下2016年法國龔固爾文學獎

文/林德祐（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食人魔的花園》法文版書封

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是當今法國文壇新崛起的作家，目前的創作雖然只有兩本小說，但在法國文壇引發的迴響不容小覷。她的處女作《食人魔的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以一位性愛成癮的法國女子阿黛爾為主角，敘述這位人妻人母不為人知的一面，最終成為她丈夫揮之不去的魔靨；第二本小說《溫柔之歌》（Chanson douce）則以一位盡忠職守、溫馴有禮的保母路易絲為敘述主軸，描述這位保母在完美的奉獻背後隱藏的焦慮與仇恨，最終為雇主夫婦兩人帶來可怕的夢靨。從這兩本小說的風格來看，蕾拉的書寫恰似她的人物：表面上單純，實際上充滿了影射或暗示，令讀者久久思索不已。整體來說，她以樸實的語言，描寫人物與世界的表面，讓隱藏在背後的幽暗深淵自行顯現。她的敘述帶有一點距離感，讓人物都有發聲的機會，有時也讓「物品」有機會發聲……因為對蕾拉而言，魔鬼藏在細節裡。

2016年當蕾拉以《溫柔之歌》獲得龔固爾文學獎時，她的小說創下了60萬的銷售量（根據《文學雜誌》2017年2月的調查），小說一開始就讓我們看見路易絲這位保母，在溫柔善良的外表下，居然包藏禍心，犯下了殺害兩個小孩的命案。接下來的閱讀重點就在於找出原因。兩本書的時間，蕾拉已經成為法國文壇充滿活力的作家，她不是以話題搶版面的作家，也不是暢銷書小說家，她的創作理念建立在她豐富的法國文學的閱讀經驗。出身摩洛哥，父母親皆為知識份子，受過良好教育，蕾拉17歲便已赴法國求學，法文說得比阿拉伯文好，目前的小說創作中並不刻意以摩洛哥為背景，不同於其他摩洛哥法語小說家偏好從故鄉汲取靈感，例如同樣得過龔固爾文學獎的小說家班哲倫（Tahar Ben Jelloun），蕾拉並不特別以摩洛哥身分來創作，但是她特別關注在法國社會中存在的社會議題，例如社會階層與衝突。

在法國可以強烈感受到勞工階層的敵意，資產階級封閉在自己的思維模式之中，文明要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可是這個時代，共同生活的衝突很大；另外母職的議題也在小說中充分展現，職業婦女與小孩照顧的雙重難局，女人生了小孩之後還出去工作，就會被指責棄小孩不顧；如果留在家中顧小孩，別人又要把她貶低為老媽子。

對蕾拉來說，文學創作並非只是塑造一段驚悚的故事，或是刻意放大表象與真實的差距，任何形式的文學作品，其目標本來就是要傳達真相，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真相永遠比外表上看見的還要複雜，童話、神話或任何傳說講述的不外乎這個道理。某個層面上，蕾拉的小說也類似殘酷童話。在童話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有設定好的角色，爸爸、媽媽、孩子，仙女和巫婆，隨著故事演進，真實的面貌逐漸顯現。童話總是隔著距離描寫原始的恐慌，正如蕾拉的小說雖然定錨在寫實中，同時又來自一個古老、普遍的背景。第一本小說中的阿黛爾就被喻為21世紀的波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拉。

溫柔之歌

很多評論也說《溫柔之歌》像一本黑色小說，事實上，最初動筆的時候，蕾拉原本構想描述一位保母的生活，以及她內心的問題，但是寫著寫著發現越來越往心理分析的模式發展，太過悲情，似乎少了一種敘述節奏，後來蕾拉結合了兇殺這個元素，才找到了全書的架構。她把時間與空間打碎，讓視角分散，保母路易絲是中心人物，但是她會由其他人的角度來照亮。這樣的設計就有待讀者重新拼湊，同時也傳達一種理念——你永遠不可能完全認識一個人。

在《食人魔的花園》中，蕾拉曾描述：「男人會覺得她就是愛打扮，輕浮，隨時都可以。其他女人則認定她就是愛主動出擊，最心地善良的可能會說，其實她內心空虛不已。他們都錯了。」的確，蕾拉認為對任何人做出的批評可能都是錯的。因此，她的人物塑造比較像沙特存在主義式的觀點，人只能透過所作所為來定義自己，而人的所作所為永遠會超乎人們的預料。人的自由永遠大於自身的限定條件。就像蕾拉的人物雖說每個人似乎都遭受束縛，但人物自己會做出什麼事情，沒有人能夠預測。

蕾拉期盼讀者必須積極參與閱讀，自行在文本中尋找蛛絲馬跡，串聯線索。文學不能只是一場純娛樂，讀者也不能只是被動地任人講述，全盤吸收。這類型的書當然也必須存在，但是蕾拉想要嘗試另外一種創作，必須能顛覆讀者的定見，使讀者走出舒適圈，正視一些不願看見的問題，或看不到的問題。

除了揭露真實與表象的差距，蕾拉的作品也帶有一種社會學式的精確觀察，她相當留意細節，對她而言，一個人吃東西的樣子，穿著打扮，言談舉止，這些姿態都比任何冗贅的心理描述更有效地呈現人物，必須要讓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自行示意，小說創作的挑戰也在此。另外，社會學很講求「人與環境」的關係，蕾拉也認為，一個人與所在地方的關係也是她小說創作的動力，人物什麼時候是在自己的地方，什麼時候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什麼時候他是假裝在自己的地方。這些同樣是巴爾札克寫實主義小說的重點，比方說巴爾札克在描述小氣的戈斯貝克（Gosbeck）先生與他宅屋的關係時，就比喻說，「簡直是牡蠣與礁岩的關係」。以前的時代，人名與出身就界定出他屬於什麼地方，以前的資產階級家族，家中僕從眾多，各司其職，位階清楚，今日的小說則模糊不清，邊界混淆，差異性消弭，衝突升高，其中種族主義的分化最為嚴重，蕾拉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巴黎十八區的兩所高中試圖混校上課，一所高中的學生都是來自新興中產階級家庭（俗稱bobo族），另一所則多為生活條件較差的家庭，前面學生的家長雖然都是個性溫和，甚至反對種族主義的人，但他們還是不要自己的小孩與黑人和阿拉伯人混在一起。蕾拉小說試圖捕捉的也是這種社會階層的矛盾心態。

走入文壇之前，蕾拉曾經擔任過記者，也幫一些政治立場明顯的報紙寫文章。記者的身分雖然不見得啟發蕾拉走入小說的創作，但是記者的職責在於觀察、詢問和捕捉細節，穿梭在市井小民之間，對她的文學創作或許有幫助，她的確喜歡採訪的工作。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美好的事物，有時路上聽到的隻字片語，都強過翻箱倒櫃、索盡枯腸找到的用語。街頭巷尾的談天，這是一種單純的語言，日常生活即是文學題材。

《性與謊言》法文版書封

小說創作之外，蕾拉也寫了一些論戰式的評論，目前她尚無打算將文學與論戰類銜接在一起。她寫小說時，並不特別以摩洛哥身分來書寫，而只是一個人，關注人類生活的人；倒是當她寫論戰文章時，目標都是直指摩洛哥，2017年9月推出的近作《性與謊言》（Sexe et mensonge），以訪談穿插的方式撰寫，揭露在摩洛哥身為女人沒有身體自主的權利，女性如何遭受父權社會的不平等對待。如果說，她的小說專寫一些大家都不願正視的現象，而她的論戰文則道盡一些穆斯林社會不願聽見的事情。

她難道不怕生命受到威脅，尤其身為兩個孩子母親？有記者這麼問她。她表示，的確她沒有偉大到想為此而喪命，但是只躲在某種息事寧人的中間立場，絕對無法關注別人，她其實是一邊壓抑著恐懼，一邊表達政治立場。

屈服(龔固爾文學獎得主韋勒貝克震撼全法之作)

也因此她並不同意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論調，韋勒貝克的小說《屈服》（Soumission）出版時遇上了巴黎恐攻，他的書中充滿了對伊斯蘭的嘲諷。蕾拉不贊同韋勒貝克捍衛自己書時的論據，她認為不應該把文學視為無稽之談，不能以「這只是文學，所以不要緊」這樣的論調就要為自己辯護。所有的作家都必須知道，越是自由，越是要付出責任。

自由也展現在蕾拉的書寫風格中，簡潔、樸實，不玩弄特殊修辭效果。她自認為在小說的佈局方面，已經採用了一些迂迴、破碎的策略了，她不想要在書寫上賣弄技巧。蕾拉的人物顯得深沉幽暗，不易看透，但在書寫上她卻是盡可能明朗、透徹，這是法語從17世紀以來就具備的特質。但她不愛編織過度繁複的句子，複雜的語句反而容易導致離題，使人無法看出重點，作家希望讀者透過精確的字眼，正確收到訊息。「風格，即是人」，法國古典主義作家畢雨豐（Buffond）曾這麼說；而在蕾拉這邊，或許可以說：「書寫，即是人物」。生硬、乾枯，不過度裝飾的書寫對應了女主角內心的欲求不滿，幸福無望……

蕾拉既在小說創作大擅勝場，也在時事評論的作品展現另一種才華，彷彿她的雙重國籍身分使她有不同的發聲，在今日的法國文壇，很少有創作者不在創作之餘雙管齊下寫些論戰式文章，但是蕾拉的文學天分獨樹一格，我們也期待她日後是否能在翻跨兩種文類之間，找到新的創作型態，或透過小說挖掘更多人類不願面對的真相，如歌地，溫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