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天皇制的話，沒辦法正確地理解日本。17年前（2000年），當時的首相森喜朗因為「神國」發言（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國）而下台。不過，大部分的日本人並不認為森喜朗說錯什麼，只是說出了大家不說出口的「本音」（真心話）而已。
法國思想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也曾無厘頭地斷言美國和日本是地球上的兩大神國。「美國，將來的權力將屬於那些沒有起源，沒有真實性，但卻知道如何充分利用這種狀況的人。日本，就某種程度而言，它已經比美國更擅長此道」（布希亞《美國》）。布希亞要說的是，美國人和日本人不需要歷史，也不需要起源；同時也沒有政治性認同問題，並且擅長從歷史「逃脫」。但是，需要「神」作為國民統合的象徵。例如，上帝與天皇。
布希亞的「比較文明論」或多或少說明了：為何日本天皇或日本皇室在政治或經濟上的分量向來極「輕」，但是又在社會或文化上的地位極「重」的神學要因。同時也點出了：為何在政治上大都處於「無錢無權無力」三無狀態下的日本天皇，何以超克政治而獨存的歷史性秘密。例如，猶太人就非常羡慕日本人可以自然地活在宗教性權威與政治性權力二元並存的「理想」世界裡面，從來不覺得矛盾也不感到內在的衝突。（山本七平《日本人與猶太人》）
今年6月9日，日本國會在朝野一致支持下通過《天皇退位特例法案》。也就是說，沒有意外事件發生（或明仁不在退位前亡故）的話，現任天皇的生前退位，已成定局。2019年，日本勢將出現新天皇，使用新年號。
在台灣，稱別人為「皇民」的人，不了解天皇制；被稱為「皇民」的人，也一樣不了解天皇制。日本天皇無錢、無權、無力，完全不像歐洲的絕對君主，也不像中華帝國的皇帝。所以，在日本史上，沒有天皇會被市民推向斷頭台，也從來不曾發生中國王朝更迭型的「易姓革命」。
明治天皇。日本第122代天皇（1867-1912年在位）
昭和天皇。日本第124代天皇（1926-1989年在位）
兩年前（2015年），日本宮內廳出版了編篆了24年、全文長達1萬2千頁的《昭和天皇實錄》。昭和天皇強調：「二戰開戰，非我之意」，「為了沒能阻止開戰，直到戰後都持續苦惱」。昭和天皇在各式各樣的場合與記錄中，持續主張自己反對戰爭。只是，「那一場」戰爭確實打了，而且打完了。昭和的祖父明治天皇也一樣，一貫反對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但是，那兩場戰爭都打了，而且，日本都打贏了。
所以，寫過明治天皇和昭和天皇評傳的政治外交史家伊藤之雄（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甚至明言：「連近代日本天皇中被認為最具『實質』權力的明治天皇也沒有『真正』的權力，頂多只具協調各方勢力的能力罷了。」擔任過日本文化廳長官的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多次在其著作中強調日本權力的「中空結構」，也是這個意思。
更有甚者，2006年《日本經濟新聞》根據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彦所留下的「富田筆記」，報導昭和天皇因甲級戰犯的合祀，而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不過，不管是報導前，還是報導後，就像讀者們已經知道的，以自民黨為主的首相、大臣和國會議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者，依然絡繹不絕。對此，某政治思想史家曾在酒席上對筆者這個外國人直言：「昭和天皇的發言，分量極輕，政治人物沒人把他的話當一回事。」
日本現任天皇明仁（圖/wiki）
台灣媒體針對明仁表明生前退位的報導，大多認為「此一舉動是試圖對日相安倍意欲脫離戰後體制的行動，表達意在言外的反駁。」甚至認為明仁「含蓄地否定了安倍準備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
不過，無論如何，這是完美的誤解。近現代天皇從來無「能」也無「力」影響日本政治，連拒絕錄製「玉音放送」念出《大東亞戰爭終結詔書》的自主性也沒有。當然，去年以來的明仁天皇生前退位「騷動」也一樣，明仁本人期待制定永久適用的「恆久法」，免得後世說他任性，硬要引發論爭。安倍內閣雖然接受明仁生前退位的要求，但是端出來的卻是只限定明仁一代適用的「特例法」。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在野黨，包括形式上抱持無神論的共產黨在內，對於法案的內容全都沒有異議，不管是眾議院還是參議員，都在滿場一致的狀況下完成審議，無投票通過立法。毫無疑問，這消極地代表著天皇或天皇制度的維持至今，仍是日本社會在文化上的最大公約數，任何人（或任何政黨）都不願意積極地碰觸此一文化禁地，以免意外地惹惱了日本人（或選民）。
但是，對於文化的境外之士，可就沒這樣的禁忌與顧慮。
昭和天皇：裕仁與近代日本的形成
美國歷史學者賀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1938-）2000年出版（2016年新版）的普立茲獎得獎著作《昭和天皇：裕仁與近代日本的形成》（以下略稱《昭和天皇》）就是一例。
《昭和天皇》英文版於2000年出版後，在日本學界備受矚目，2001年得到普立茲獎，2002年就被譯成日文出版。日文版問世之後，更是引發了知識界極為廣泛的論爭。論爭的重點當然就在於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有無。
畢克斯在《昭和天皇》中明確主張，昭和天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戰犯，必須負起戰爭責任。而且，如果連非軍人的廣田弘毅（前首相）、東鄉茂德（前外相）等人都成為甲級戰犯，在東京審判被判有罪的話，昭和天皇沒有理由不被起訴，不負起戰爭責任。
畢克斯認為，戰前的昭和天皇並非歐洲型的立憲君主，而是具有實質政治權力的絕對君主。因此，對於戰爭的發動及擴大自然負有政治責任。但是，戰後昭和天皇和他的周邊幕僚共同隱蔽責任，所以畢克斯直指昭和天皇是一個「不率直」、「不誠實」的歷史人物。
《昭和天皇》英文版：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為擺脫對王位和自身的威脅，裕仁必須提出一項說法，來洗脫過去20年身為日本君主的責任——這項說法必須能辯駁或許不會出現、卻無法確定能夠豁免的指控。而且他必須不動聲色，因為自我辯護必然會把宣戰與戰敗責任，推諉到若干最忠誠的臣民身上。如果此時事跡敗露，維繫天皇和國家成為一體，如今已搖搖欲墜的精神思想勢必會徹底粉碎，而裕仁對麥克阿瑟將軍也不再有任何利用價值。」（中文版《昭和天皇》，頁38-39）
相反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則根據他個人與昭和天皇相處的經驗指出，昭和天皇是一個時時充滿真心誠意，「謹守分際」的「象徵天皇」。同時，中曾根也認為作為一個立憲君主「在明治憲法上，天皇對內閣的決議事項不具否決權。因此，天皇沒有戰爭責任。終戰之際，只因陸軍的強力阻擾，（海軍出身的）鈴木內閣沒有能力作成結束戰爭的決議，才請求天皇進行裁斷。這與開戰時的狀況完全不同。」（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
但是，畢克斯完全不這樣認為。在《昭和天皇》一書中，畢克斯執拗地不斷提及昭和天皇不是一個虛位的立憲君主，而是具有實權的絕對君主。
「裕仁從一開始就是具有行動力的天皇，卻又自相矛盾地釋出消極、被動君王的防衛性形象。當全世界都認為他在決策過程中無足輕重，把他當做天資不高的虛位元首時，實際上他比任何人所想更為精明、慧黠，也更有活力。要更加了解這位天皇，他的所言所行與不言不行皆有諸多玄機值得注意。他在執政的前22年裡發揮高度的影響力，不論在任何領域都是如此；即使裕仁並未去影響政策，或變更已規劃好的行動方針，他所裁示的政策都會立即施行。」（中文版《昭和天皇》，頁48）
「自1937年底起裕仁逐步成為實質的戰爭領導人，影響對華作戰的規劃 、戰略和執行，並參與任命及晉陞海、陸軍的最高將領。從1940年後半開始，日本出現更有效率的決策機制，他在每一階段的政策檢討評估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在1941年底對美、英宣戰時達到巔峰。」（中文版《昭和天皇》，頁48-49）
和中國史以及歐洲史相比，日本史最大的特徵在於沒有大好人也沒有大壞人；沒有大明君也沒有大暴君。所有的歷史進程看來盡皆「理所當然」，人的要素極其貧弱。這是因為強調「組織型支配」的日本，很難允許、也不期待個人支配長期或過剩地在組織中存在。
昭和天皇到底是軍國主義下軍方的傀儡，抑或是帝國日本擴張期的侵略主導者？美國政府為何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中，力保昭和天皇與天皇制，而將戰爭責任全部推向不過就是忠實執行者的東條英機，以及帝國下位組織的軍方（甚至只是陸軍）？
毫無疑問，面對此一設問，尋求解答的路徑，極其複雜而且多線。畢克斯的大作《昭和天皇》，透過對昭和天皇個人生涯的全面剖析，嘗試引領讀者進入天皇制及日本政治文化的核心。無論如何，值得一讀。
陳永峰
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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