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翻譯《毛主義的誕生》的溫洽溢老師，目前在世新大學通識中心任教，溫老師的專長為中國近代史以及國際關係，因此特別專訪溫老師，在中共十八大權力交班之際，我們如何觀察中國意識型態的調整，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衛城莊瑞琳）

對於中國下一個世代的領導人，我們可以有的基本認識是，他們跟毛、鄧打天下時期的領導人不同，他們是技術官僚的性格，而且他們要面對的是，中國角色的轉變，以及馬列毛理論的限制。

然而理解中國十八大，不能只從權力接班的角度來看，重點是中共即將在十八大提出的政治報告，國防、外交與對臺關係等議題呈現什麼觀念，這才是中國大戰略的宣誓，關乎中國未來幾年的方向定調。

中國學派的話語權
如果要談中國目前與未來的思想與意識型態面貌，不能再把意識型態當作一種功能性的操控，而是要去探究背後更大的文化思想背景發生什麼改變，從二○○○年以來，美國也已經注意到中國知識菁英正在醞釀對國際關係、國際秩序的論述，有些官方支持的智庫正逐步成形，且對政策發生實質的影響力，於是我們會看到「天下」、「朝貢」等出現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論文中，甚至是研究荀子、孫子，汲取傳統，以建立所謂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論述。

在中國以棄絕封建傳統起家的中共，如今又回到傳統的懷抱之中，似乎是顯得有些弔詭，但實際來看中國意識型態的進展，就會發現這個現象一點都不奇怪、矛盾，如毛澤東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一直在挪用「西方」來的論述，進一步本土化，或加進地方元素，強調中國的主體性，這都是中國一貫的路線。
在目前這些學者中，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秦亞青（北京外交學院副院長）、趙汀陽（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等人的文章，都受到美國重視翻譯成英文，收錄在今年一月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的「China Orders the World」一書。其中，被認為是對臺鷹派的閰學通，被美方視作中方國際關係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個人的書「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去年已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中國思想的三階段演變
中國的文化、思想發展，如果從文革後開始觀察，進入八○年代的中國，在文革後呈現思想解放的狀態，被稱為「文化熱」，不僅全盤吸收西方思想如存在主義、詮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如李澤厚、甘陽），幾乎是囫圇吞棗，也引進了韋伯，韋伯的新教倫理解釋引發了對儒家文化圈的討論，造成國學熱（如杜維明）。這股文化熱到《河殤》到達了高潮，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形成了反挫與轉折，開始內省內縮。
伴隨著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與改革開放的路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認定中國在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應該發展經濟），同時也湧進新一波「後殖民」、「後學」的思潮，但這些思想的吸收，不僅沒有解構極權體制，反倒強化了自我認同，固化了民族主義，吸收西方思想批判西方文化（霸權），整體來說，這是在思考中國的主體性何在，中國的新左派如崔之元、劉康，對西方的現代性有很多批判。在需要「制度創新」的年代，也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新左派與後學的知識分子論戰多年的時期。

到了二○○一年後，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著經濟影響力的提升，開始面對走入世界，加上美國衰弱，以及國際秩序裡的敵視與戒心，中國崛起的議題也出現（二○○八年北京奧運則是象徵），中國必須對外界解釋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而這些都會反饋到知識菁英身上。

中國走出去的權力姿態
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在二○○二年十六大胡錦濤接班時，正式寫入五年計畫綱要裡，這不只是國際政治的意義，伴隨中國大量把觸角伸入非洲、中東、歐洲等地區，甚至買美國國債，中國就像八○年代日幣升值時期的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投資者（日本三菱一九八九年以十多億美元買下洛克菲勒中心，在美國造成日本威脅論），但這些都是它不熟悉的區域，它也必須面對這當中的風險與文化摩擦，它所展現的戰略與能源的布局企圖，有一種新殖民的味道，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一種很奇特的帝國主義，一方面它宣示不挑戰國際原則，但又是一種天下、朝貢的心態。

有關中國走出去的姿態，我們可以注意美國民主黨對中政策很重要的幕僚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分析，沈大偉之前是《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編輯，目前為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主任，他認為中國如今在國際舞臺已經跟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從非洲的礦場、西方的貨幣市場、中東的油田、南美的農業到東亞的工廠，中國的經濟觸角已遍布全球，然而中國的野心，不只是在經濟觸角、軍事力量或是文化（所謂軟實力），還有外交活動以及在全球主要機構的地位。

不過沈大偉並不是中國威脅論者，相反的，他認為中國的「全球勢力」是廣而不深，還不足以成為世界強權，在他看來，中國目前是「不完全的強權」（partial power）。

中國研究不足
臺灣對中國的研究與瞭解，可能還是偏重在經濟、政治或社會上，對於中國話語權的建構相對比較陌生，傳統的中國或大陸研究比較少處理思想、論述上的變化，而從日本這次處理釣魚台事件，更可推測日本的中國研究亦有不足，才有判斷失準的狀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