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我記得從未見過資本主義的她（《北京文學》編輯），對當時也未見過資本主義的我說：
「社會主義是光明的，只有資本主義才會有這樣的灰暗。」
我兩天就將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發表小說比什麼都重要。
──〈寫作〉《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09年3月，美國的白亞仁教授請他到大學演講「一個作家的中國」，他先講了「人民」「領袖」兩個題目。後來白亞仁建議談「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他說這個題目好，乾脆寫成書，「這是我第一本由別人取書名的書。」
當代中國，是從文革開始，經過大躍進、天安門事件一路到今天；要了解今日中國，他選擇今昔對照地寫。雖然今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而他言談幽默，但是他寫來仍是止不住地疼，「寫每一篇都有疼痛感。」
兩個綁架者在索要贖金的時候，沒錢去買盒飯，其中一個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幣回來，買了兩個盒飯，一個盒飯給小學生吃，另一個盒飯兩個綁架者分著吃。獲救的小學生後來對警察說：
「他們太窮了，放了他們吧。」
──〈差距〉《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雖然是散文集，但他仍希望讀者能跟著章節穿越四十年時空。因此他依序選了十個關鍵字：人民、領袖，過去很熱、現在被忽略的詞。閱讀、寫作，始終重要但是不熱不冷的詞。魯迅，對文革時期來說，重要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差距、革命，始終很熱的詞。草根，這是進口的詞。山寨、忽悠，近年才紅起來的詞。他開玩笑說，「當然要選擇我自己寫起來輕鬆的詞才行。」
中國的變化，真的很快。例如「人民」，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而在六月四日槍聲中安靜下來的也是人民；六四之後，沒有人民了，變成上網的網民、炒股的股民、買基金的基民。又例如，過去只有唯一的「領袖」毛澤東，現在有各種山寨版領袖，時尚領袖、風采領袖、地產領袖，「連電梯們都有自己的領袖了。」
四十年來貶值最多的詞是「領袖」，那升值最多的詞呢？他想了想，認為應該是「經濟」，「這個詞在文革時很少單獨使用，只有談馬克思的下層經濟基礎時才會用，改革開放之後，旅遊經濟、文化經濟、各種什麼經濟都有了。」
也因為經濟，所以中國的變化，其實很慢。大躍進時期，中國舉國大煉鋼鐵，今日中國仍然大煉鋼鐵，並且建了很少船停泊的港口、很少車行駛的高速公路。
又例如對付投機分子。余華中學時曾與同學拿著磚頭打倒一個偷賣油票的年輕農民，血跡斑斑，青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為了省下三斤油票，已經半年沒有吃過一滴菜油，再加上向朋友借了九斤油票，只為了籌自己婚禮的錢。今日的中國也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小攤販，城管隊員同樣沒收他們叫賣的物品，其中一位名叫崔英傑的攤販刺死城管隊員後說：「本來我想靠自己的雙手，擺攤來改變我的生活。」
余華在當作家之前是牙醫，已經習慣了哪裡有疼痛，就往哪裡鑽。
從「差距」這個詞開始，他描述了更多當代中國的疼痛。「文革時其實沒有社會差距，但我們每天在找差距。但今天的社會，卻是實實在在、貼身的差距了。」
文革時和當今中國的差距，或許只是在當時的走資派被鬥倒後自殺，而今日的貧困弱勢者也選擇自殺，例如〈差距〉中那兩位父母、那位帶紅領巾的女學生、那位......
「許三觀，你想好了沒有？你賣血掙來的錢怎麼花？」
「我還不知道該怎麼花，」許三觀說，「我今天算是知道什麼叫血汗錢了，我在工廠裡掙的是汗錢，今天掙的是血錢，這血錢我不能隨便花掉，我得花在大事情上面。」
──《許三觀賣血記》
他曾在1996年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中寫下李血頭這位負責收購農民血液的人物，在2005年《兄弟》中登場李光頭這位靠收垃圾而致富的角色。
從李血頭到李光頭，都在真實世界中現身了。
「在〈草根〉這個詞中我有寫，五六年前，北京有幢樓的一層要賣一億多人民幣，第一個買家就是個血頭，他控制了二十多萬人的賣血部隊，」余華說，而當年寫入小說中的那位血頭，後來的確也發跡了。
另外，中國有一個收垃圾的人變成首富，「那就是胡茵，因為收廢紙在2006年變成中國『胡潤百富榜』的首富，她就是撿破爛出身的，後來開了一個紙廠。」
散文寫了一種現實，但小說也是現實一種。
他目前在寫一本新的長篇小說，寫完之後，「或許可以再寫一本：後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他說。但中國的變化如此快又如此緩慢，未來，誰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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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中國的十個詞彙，每個都有疼痛感（下）及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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