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昭旨）
訪談時，問起電影在沈可尚生命裡的起源，他竟源源本本道來，不打斷他，他便一逕說下去，篤篤實實、誠誠懇懇地說，沒摻水、沒虛矯，這一聊，竟聊了兩三個小時。
聽後始知，沈可尚的創作人生，乃教一波一波自省的浪給推促著。
17歲時，沈可尚揹了一個書包，身上揣著僅有的四百塊，逃家了。然而，求存的壓力依然無法覆滅內在的浪漫基因，他還是拿掙來的錢去買樂器、組樂團，從那時起，他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東西非常單純──「我喜歡藝術，那是很早心中就做下的決定；另外，我一定要有錢可以生活，我沒有什麼浪漫的時間可以去關注我自己之外的事情。」
逃家那幾年，他玩起了樂團，分明窮到爆炸，照樣買下「太陽系MTV」月票，只為一窺搖滾樂團的Live實況，這類影碟一下便看完了，恰好一旁是「歐洲藝術電影區」，他還記得，他憑著封面印象，取下英國導演彼得格林納威的異色經典《廚師、大盜、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那一陣子，他還看了賈曼、溫德斯、楚浮、賈木許等人的電影，而後又獲悉金馬影展，見獵心喜般的一股腦兒栽入，就此注定了他走上電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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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打定主意要當劇情片導演的他，近十年卻相繼完成《賽鴿風雲》《野球孩子》《遙遠星球的孩子》及《築巢人》等紀錄片，這是他始料未及之事。
大學時代，沈可尚曾修習一門紀錄片實作課程，課堂上，老師放了各式各樣的紀錄片，「但都不脫某一種情調，大致是勸人向善、人間有溫暖。」因所接觸多為政令宣導式紀錄片，以致他對紀錄片興趣缺缺。
直至1999、2000年之際，他看到很多社區營造的紀錄片，充斥著關懷式的、溫情主義式的作品，竟開始對紀錄片湧現「恨意」。那恰是膠卷轉DV的年代，隨著器材的普及與便利，很多紀錄片工作者拿著DV進到自己的社區，「我那時候有很大的害怕，因為電影對我來講幾乎是信念或信仰，其核心就是藝術形式，一定要被藝術形式凌駕或支配，就像攝影，如果你是每天都定下心拍照的人，很難容忍拿手機隨便拍。當時DV出來，攝影機之粗暴、剪接之粗糙，完全忘記紀錄片是電影的一種片型。」
除了美學的粗劣外，沈可尚也認為攝影機沒有這麼偉大，「那些紀錄片都在告訴我們，攝影機的出現其實可以有權力去決定他怎麼詮釋他的觀點，但如果詮釋的觀點沒有經過時間的洗禮，會變得非常表面，也很有可能因此妄下斷語，我看到很多片子有這種風險。」
許多問題在他心中翻攪，糾纏無解，「我覺得好累噢，還不如好好寫劇本，拍一些虛構的東西。」沈可尚說。
自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之後，為了求存，沈可尚去應徵廣告製作公司。一踏入陌生的廣告產業，他有如置身天堂，「那時候我突然有種好高興的感覺，我可以學了！」眼前是充足的資金流，完整健全的設備，分工清楚的人員配置，終於不用再打迷糊仗，而是打一場有組織的仗。一年不到，他就晉升導演，但拍著拍著，彷彿停滯了，心裡起了離開的念頭。
2004年，國家地理頻道初次到台灣徵案，他終於逮住了好理由，而首先，他得先生出個案子來。「當你想要寫好的案子時，發現自己侷限有夠大，一直在自己的藝術、求存跟台北市的生命裡面，根本不知道這片土地有什麼故事，根本不懂台北之外的人在想什麼、在過什麼樣的生活，你一籌莫展。」
後來，他總算找到賽鴿這個題材。「賽鴿對我來講是一個極端陌生而危險的題目，我很有可能會失控，因為我不會講台語，不了解這文化，沒有離開過台北。」抱著拚搏的心情，扎扎實實投入，只求得到好的影像、真的情感；18個月過去，徹底翻轉他對紀錄片的想法，「我不是報導既往的東西，而是在面對一個未知的東西。」
「紀錄片比較接近你想對這個世界探索什麼。它一定要對我是有危險的、陌生的、不安的，而這陌生和不安是吸引我的，我如果去做了，就代表我生命中有一段青春跟對方的青春交換，這會讓我覺得很值得。我用我說故事的能力或方法，把我的觀察或態度告訴更多觀眾。」不過拍完《賽鴿風雲》後，又沒錢了，沈可尚便重新歸隊，回去拍廣告了。
直至有人找上他，以棒球為題拍攝紀錄片。他尋覓了很久，最後終於找到一支受限於資源不足、絕對贏不了卻一心想贏的球隊。當初拍《賽鴿風雲》時，因應國家地理頻道的拍攝規格，使用了旁白，而被限制到有點不自由，到了《野球孩子》，他首先浮現的念頭就是：「我要拍一部沒有旁白的紀錄片。」
無奈他自認很好看的《野球孩子》票房失利，令他意冷心灰，「紀錄片要上院線倍受考驗，而且一旦用我自認為比較好的藝術形式來說故事，可能觀眾進入電影院的欲望就會降低。」他認為，買票進電影院的人是為了逃離現實，沒有人想重返現實，甚至進入一個比現實還現實的情境，這次慘痛的挫敗，讓他對於投資者心懷愧疚。「我不想拍紀錄片了！」沈可尚一轉身，又回去拍廣告了。
沒料到，他往後又接連拍攝以肯納症為題的《遙遠星球的孩子》和《築巢人》。儘管《遙遠星球的孩子》獲得多項金鐘獎肯定，沈可尚卻自認「不夠勇敢」，他沒能跟任何一對家長好好相處超過一個月，日復一日地，體察生活中的多重向度，逼近真實，並且承受對方所承受的。「我的自我太大了，我自以為在做一件超然的事，太急切想要去問到什麼事情、得到什麼答案，以致於喪失了現場觀察的能力，或者當現場觀察的東西，超出了我的使命感所要陳述的範圍時，我自己就收手了。可能一方面是自己心臟不夠大顆，另一方面是自己肩膀不夠厚實，扛不住那麼多。因為一次四集，扛的故事量很大，有點扛不動。」
（攝影/陳昭旨）
許多人說，《築巢人》何其殘酷，膽敢直面人生的真相，穿透外顯的逞強與武裝，逼視在責任與自由之間苦苦拉扯的凡心。而這一切則是源於他對於《遙遠星球的孩子》拍攝歷程的反省。彼時，當他偶而看到現實裡的難堪與煎熬，第一反應是，趕緊將攝影機收起，避免打擾到人家。「是不是在某個程度上，我也是抱著一定距離感在看這群孩子？是不是也抱著某一種同情心或自以為是的使命感在觀看這些孩子的特質，大聲嚷著自己的理念？我是不是終究是自私的、沒有真正參與他們的生命？」
在沈可尚看來，《遙遠星球的孩子》依然是好的教材，但如果要讓一般相對正常的人更理解他們所承受的，及其家庭氛圍、人生抉擇和生命觀，這部片多少有一點粉飾意味。「很自然的，《築巢人》拍立夫的時候，會覺得要進去一點，直接進去吧，什麼都不用多說，就進去看吧，看愈多愈好。」
拍《築巢人》時，沈可尚並未預設這部片要作何用途，純粹是自己想拍，如今，隨著上映日期逼近，他卻陷入徹夜難眠。「我最近一直在反省，就是因為當初我沒有設想這部片要幹嘛，所以用了很誠實的方法來陳述，但我終究不夠溫厚地替被攝者想。當你直視人家的不幸，而這個不幸要被暴露在大眾面前時，真的還是要多深思熟慮對他們的衝擊，或對所有相同處境的人的衝擊。這件事讓我有點不安。」
事實上，這部片剪接完後，沈可尚拿給立夫爸看，他情緒崩潰，難以承受，沈可尚仍企圖說服他，最終，他也接受了片子以目前的樣貌呈現在大眾面前。一開始，沈可尚還敢說：「我說出了所有家長不敢說的心聲啊，我要讓更多人用同理心接納他們。」現在這番話他是怎麼都無法大方說出口了。他發現，片子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自己能控管的範疇，即便他用千百個理由說服自己，《築巢人》面世後，他心裡仍有不安，自覺太自以為是，不夠成熟，過於蠻橫。「要再謙遜一點，再溫厚地消化一次，尤其是這種直視他人不幸的時候。」
「紀錄片不應該這麼偉大，攝影機也沒有這麼偉大。」這一層新近撲襲而來的反省，未來也許就會在沈可尚的作品裡展現。
★《築巢人》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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