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聖母
蒼人奔鹿
阮慶岳寫非精英的同志，朱偉誠讚許阮慶岳的小說人物，都是要反抗同志文化、同志文學的精英化傾向。這種態度，也應合了晚近同志運動的一種訴求：同志之中也有各種弱勢，也有窮人，也有付不起高額醫藥費的愛滋感染者，也有身心障礙者──至於將同志認定為社會精英、粉紅經濟（pink economy，指同志的消費市場這塊大餅）的高階消費者的想法，是一種刻板印象。
也的確，在國內、國外（尤其美國），保守派勢力常指稱「同志有錢有閒」「同志是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藉此來阻擋同志結婚（說是，「既然同志都已經過好日子了，憑甚麼讓他們也結婚」之類）或是削減同志的權益。也就是說，「說同志中也有很多窮人」是比較有同志運動思維的講法，而「說同志都是精英」則是保守派打壓同志的說詞。
然而這一切說法都要加以「歷史化」。在美國、台灣各個年代的同志運動中，尤其在這兩地經濟景氣看好、股市房市看漲的時候，同志和同志運動者都常常自稱「同志也是有錢人」「同志也可以是社會精英」，藉此在高度資本主義化（或，「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時代爭取主流社會的注意和尊重。在社會大眾、同志的父母、同志本人紛紛認為「同性戀生來就是苦命人」「同性戀若可以矯正為異性戀就好了」的時代，努力宣稱同志的精英主流（並且否認同志的邊緣弱勢），誠然是一種拉抬同志的策略。
可是，既然是策略，就有隨著時間浮動市價的風險。後來當美國等地的景氣亮起紅燈，「同志不乏有錢精英」的說法不見得對同志運動有利了，反而成為社會保守勢力用來鼓吹仇恨的修辭：消費力變差的社會大眾難免會對「聲稱消費力超強」「用粉紅經濟影響社會」的同志產生反感。
簡言之，在同志運動發展初期，同志要說「同志也都過著好日子」。在發展略有規模之後，就要改說「同志也在度小月」。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發言策略。
阮慶岳的小說和朱偉誠的評價，都是在台灣同志文化、運動發展了一陣子之後才出現的階段化現象。
說到階段化的發展，就不免要提到「同性戀」、「同志」、「酷兒」這三個觀念的關係。在1990年代以前，「同性戀」一詞意味「這批人窮途潦倒」；在1990年代後，「同志」一詞（一開始的時候）強調「這批人也過得飛黃騰達」，藉此推翻前一個階段「同性戀」的暗示；在「同志」興起時，「酷兒」一詞（一開始的時候）「制衡」了同一階段的「同志」，主張「這批人未必精英，這批人之中也不乏人渣」。這些初期的概念，跟我們後來常聽到的「酷兒很精英」、「同志概括所有階級」的說法存有很大的差距。字詞的定義、定位本來就隨時間改變，對於「酷兒」忽而被視為反精英、忽而被視為超級精英的現象，我不覺得有對錯可言，只想提醒不同的字詞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散發不同的意義。
Saint Genet: Actor and Martyr
哭泣哭泣城
原本收錄在《哭泣哭泣城》（2002）的短篇小說〈騙子〉，以自命「騙子」的「他」和「他」所騙的男子「A」為主角。這兩人都是社會邊緣人，他是在三重（而非台北市內）自以為能以個人魅力騙人錢財的翩翩美男子，而A是在便宜理髮店工作的理髮師。這兩人在三重的河濱公園偶遇，他利用他本人的俊俏姿色將看起來像同性戀者的A騙去公廁歡愛，趁機偷了對方的錢包（值得留意的是，在公園釣人、在公廁歡愛，都是同志文化原本不屑但晚近同志運動又力圖翻案的「下流行為」）。A從此纏上了他，自以為以異性愛為主食、以同性戀為點心的他也慢慢依賴了A──他失去行騙維生的能力，只能寄生在A的錢包上。他以為他可以再狠狠騙A一大筆錢之後再甩掉A，沒想到A卻提早人間蒸發。騙子打聽A的下落，才聽說A也是個大騙子。
小說篇名「騙子」是個反諷，一方面可解釋為「騙人者就是被騙者」，另一方面也可解為「自欺欺人」。小說中騙子真正欺瞞的對象，與其說是A，不如說是他自己：他不斷向自己（和向讀者）強調自己是多麼高明的騙徒，並且硬將A說成天真好騙的傻子。但他從小說頭自剖到小說尾的聽眾，竟然不是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不是小說之外的讀者，而是文本中的動物標本（鵝的屍體）。這個小說主人翁看似理智精明，但他的心智根本就跟理智無涉──他是個夢囈妄想者。
膜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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