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那種紫嗎?
從1999年到2012年,世界經歷過幾次末日的預言,經歷過程度不一的動蕩,13年過去,昔日的讀者,經歷自身生命的成長圓熟,也許保持單身,也許已為人妻,也許在一段伴侶關係,關於某些懸宕在半空的問題,無論經過多少年,始終很難忘記。本來打算安靜的絕版,回到最開始,未成書前以剪報或影印本流傳的形式,然而在出版社和讀者的殷切呼喚下,《童女之舞》復刻出版,陪伴下一個太平盛世的讀者。
在準備復刻出版的同時,曹麗娟其實有些抗拒,比較是文字上的,無關情感,「後來我把自己當作一個編輯,燈打開,坐著,開始校稿。很節制地把情感收好,希望自己不要再生什麼波折。」其實沒有什麼變動,主要是更改標點符號,還有贅字,帶著最初的純粹完整,重新出發。「我覺得如果它還有一點價值,那恐怕就是要給下一個世代。」
多年時光溫柔經過,書中人物對曹麗娟來說,已像是朋友的角色,「在我某一段很孤獨的時間,他們陪伴我或我陪伴他們。」她跟書中角色成為朋友,甚至連責任編輯也是當年的編輯,如同小小的同學會,繞了一大圈,原來你也還在這裡。
多年前的剪報其實有個小插曲,故事裡需要一個電話,曹麗娟沒多想,寫下自家電話,於是很偶爾的,就有人打電話來問:童素心在嗎?或是要找鍾沅。「我沒辦法回說沒有這個人,就只能說,欸,她不在……」後來再過一陣子,就沒有電話打來了。她忘記有沒有跟對方說童素心搬了家,或是其他,那些禮貌節制的電話,如浪潮消退。「回憶起那個年代,沒有熱線,缺乏出口,不具名的電話,我大概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心情。」
後來《童女之舞》由曹瑞原導演改編成戲劇,以影像建構故事。儘管曹麗娟努力保持疏離,心情還是很受影響,參與到比一般的原著作者更深,擔心文本和影像的歧異,也擔心背後的眾多讀者。「我想把她們整個抱住,確保電視上的故事不會對她們造成不好的撞擊,」曹麗娟說,更進一步的擔憂是,「一個女生愛著一個女生的情感,就要被拍出來了。那個時代的這個故事,那麼浪漫的東西,要被拍出來,就要長在電視上了……」她在拍攝現場,看戲裡的鍾沅騎腳踏車載童素心,從早晨拍到黃昏,來來回回,看得她也累了,撿一塊石頭坐著。更後來她想說放手了,這是曹導演的作品,便從花蓮返回台北。當時的側拍照,恰好被編輯選作復刻版的作者照,當讀者翻開扉頁,那不只是一張黑白草原,作者的眼睛穿透框架與時光,凝視著當時的鍾沅和童素心,我們老去,她們青春永駐。
因為之前看了很多同一世代的女同志族群資料,覺得故事太少,尤其很多來自較難被大眾閱讀的論文,曹麗娟說,「想把我知道的一些故事一些人,由我寫出來,留下生命的紀錄,填補那段空白。」這想法不是田野調查,因為無法那麼客觀,也不屬於文學創作的領域,對她來說是個新的嘗試,因為她總是離故事比較遠,帶點疏離,但這次需要把自己放進去,以曹麗娟的角度觀點,留下那些非寫不可的生命經驗。
至於小說呢?她坦承自己寫小說的狀態很瘋狂,會變得沒有生活,現下的體力也沒辦法負荷,還在尋找一個適合的方式,不過這兩年很有可能會出版詩集,而《童女之舞》復刻版的出現,大概可被視為起頭,穿越遠方的山洞,讀者可以耐心期待曹麗娟創作的各種形式。
像是夢境一場,多年過去,那句「童素心!我──想──妳!」穿越漆黑的馬路彼端,穿越年輕安靜的巷口,劃破重重時空,抵達眼前,竟然還是那麼純粹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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