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當一個女同志愛上異性戀男,這樣的戀愛還算是場戀愛嗎?當一個牙尖嘴利、對語言極度敏感的作家到達另一個城市,過文盲般的異地生活,也許談場戀愛,這樣的城市跟他人看見的城市有何不同?
繼《壞掉時候》《最好的時光》,時隔八年,張亦絢帶來新作《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從那一代成長於女性主義與女同志運動的大學女生走到現在,最好的時光顯然已經過了,現在要談的命題是愛,不僅是愛,還有背後的殘忍傷痛。
「最痛苦的東西往往不是那麼好說的,」說這句話的時候張亦絢笑著,因為人生太恐怖,人類也很恐怖,所以要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訓練,「小說家是做什麼的?就是像鬼屋一樣,讓人練膽量。」如果把現實跟小說間的距離拉近點,讀者會發現,這小說裡出現的情人類型都挺恐怖的,只是女主角身在其中卻渾然不覺,其實也像現實生活的狀況,大多數人在戀愛時都是耳聾目盲的,必須再經歷過一些別的東西,必須等到整個故事塵埃落定,才能夠回過頭去明白當時的著魔,儘管小說沒有給答案,也可做為示範。
姑且不討論書裡這場「同女vs異男的戀愛」算不算數,是不是愛,回歸一個比較核心的問題:當同女愛上異男,她還是同女嗎?或者就此被編至其他族群?「我甚至沒有想到這個故事跟雙性戀有關係,我沒有從這個脈絡想事情,這本書後來被歸類到跟雙性戀有關,其實我一直無法消化,但是就這樣歸到異性戀也很奇怪。」張亦絢說,「性傾向是跟生命故事相關的,人不能像標本一樣被放在某個格子裡。」當既有的脈絡、談論方法已經不足夠,無法包容現代社會的感情多樣性,制式化的分類法則,似乎不能沿用至今,尤其社會對同性戀抱持著更嚴格的檢驗標準,存有異性戀本位的預設立場,當同女出界,不僅可能被逐出同門,資歷也將被一筆勾銷,成為沒有過去的人。
張亦絢說她有個朋友,高中時期是個徹頭徹尾的同女,但後來走入異性戀,「那她究竟是同性戀還異性戀?」分類本身是困難的,加上這朋友即使想全心全意走入異性戀,但是到書店還是會看同性戀的書,會看《我們是女同性戀》,會在這些書本文字裡找到共鳴,不管她多努力的想埋葬過去,要變成異性戀並不容易,有點像是童話故事裡的蝙蝠,擔心被同伴驅逐。「選擇過一個同性戀的生活,跟過異性戀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還是有社會壓力的成分存在,但我覺得這個想法是要被鬆動的,想改變社會,也要尊重個人對生命的詮釋。」她認為,同性戀其實存在很多東西上,當然也存在於一個走入異性戀的女生身上。
她提到一部喜歡的法國電影,裡面有一幕老先生跟小男孩的相遇,老先生戴著對抗納粹反抗的軍勳章,帶給小男孩看,小男孩問說為什麼要戴在身上呢?老先生說,他有很多隊友都死去了,這是對他們的紀念。「同志的標籤,對有些人來說是勳章,但如果今天我把同志當成勳章來掛,那是為了代替已經陣亡的人而掛,要人們依然記得他們。」為了那些已經失去的戰友,這是她給過的最明確回答。
(攝影/但以理)
不過她喜歡貼紙,這件事也反映在新書的設計上,書腰有大大的「永不出櫃」貼紙,可以撕下來貼在任何地方,她也為此訂做一個「永不出櫃」印章,不只簽書還可蓋印。
為什麼放這幾個字呢?她認為,出櫃本來是同志的自由,但後來被竄改,變得有點強迫的意味在,希望把這個權力收回來,當然,每個問題都可以有不同答案,「因為我覺得那四個字很帥!」這是張亦絢的另一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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