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甜蜜的謀殺》，我決定開始關注譽田哲也。

《甜蜜的謀殺》以一位四十二歲的中年女警魚住久江擔任主角。她未婚且膝下無子，隸屬於練馬分局刑事組織犯罪對策課，相較於在本廳搜查一課偵辦命案，她更希望在命案發生前，扮演「防患未然」的角色，因此一直婉拒上級的調職邀請。她對待受害者、犯人的獨特包容力與關懷，讓讀者看見除了《草莓之夜》的姬川玲子外，另一種不同風貌的女性圖像。

有時候會想，一個作家在寫自己不熟悉，無法親身體驗的角色時，需要的是什麼？尤其當遇上「性別」這道難以跨越的界線，如何書寫便成了重要課題。男性作家寫女性角色（或女性作家寫男性角色），都只能憑藉外在觀察，揣摩該角色的心態，其中可能流於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寫成「女皮男骨」的角色，無法刻劃得入木三分。

也因此，當男性作家有意識地以女性為主角，讀者不免揣想這背後的創作理念為何。當然有時候（或該說大部分時候）作家憑的是直覺，認為「用女性比較好」，一開始不見得有什麼意義。現實一點的目的則是市場考量，將女性安置於某個男性主宰的環境（如軍、警界）以突顯其特異存在，抓住讀者的好奇心。

但不管是哪一種，當作者真正下筆之後，圍繞在角色身上的性別特質便會於故事中發酵，若這個人是主角，甚至會引導故事的整體氛圍，決定小說的「色彩」。

一如東野圭吾《浪花少年偵探團》，主角是一位粗線條，具備關西人海派與搞笑個性的女老師竹內忍，在大人眼中，她是草根性強的美女，在小孩眼裡，她則是強悍的大姐頭。這樣的人物擔任主角，便讓故事整體呈現輕快的調性。試想如果竹內老師是男性，會變得如何？感覺草根味會更重一點，行事更粗野一點，原本女性「柔軟」的特質便不見了。

另一如北村薰的「我與圓紫」系列（首作為《空中飛馬》）以及「貝琪小姐」系列（首作為《街燈》），前者主角登場時，是剛進大學的女學生，後者則是昭和時期的好人家小姐。這兩位主角在作者筆下，表現出的是一種好奇心旺盛，卻未經世事的眼光，其純潔的價值觀使他們對某些人性的反應（特別是壞的那方面）更為放大，但也在故事中的「人生長者」（前者為落語家春櫻亭圓紫，後者為女司機別宮美津子）循循善誘下，讓她們領略到社會、時代的現實與殘酷。因此這兩系列可說都有「成長小說」的特質。若將主角轉換成男性會怎樣？一位天真無邪的青年，透過事件成長……倒像是青春小說的命題了。

回頭看看譽田哲也的作品。《草莓之夜》的玲子與《甜蜜的謀殺》的久江在身為女性方面，都具備賴以破案的獨特直覺，對於性犯罪與性別（性取向）歧視也會有相當程度的情緒反應。這些是作者賦予的女性特質，但在「年齡」的差距上，作者有意識地區別這兩位角色，將他們獨特的個性轉化為作品基調。

玲子個性外放、熾熱，對於環境加諸自己的不公會起身對抗，作中偶爾可見她與部下菊田的感情戲，顯示故事的男女情感是奔放的。另一方面，玲子十七歲時的陰影一直壓迫著她，也使劇情有種「喘不過氣」的緊湊感。

相較之下，《甜蜜的謀殺》的久江顯得內斂而沉穩，對周遭的問題會看得比較開，處理時懂得權衡得失，但感情方面就顯得淡然，對於比自己年輕許多的男警官峰岸，也僅是抱有模糊的期待感。譽田哲也曾在訪談中提到，久江是個會「累積微小喜悅」的人，也因此我們在作中看不見爆炸性的轉折，卻有股淡淡的、堆疊起來的溫暖情緒。

男性作家寫女性角色，誠然是一件不易的事，但即使寫不出「真實的女性肖像」，仍可以寫得很有味道。北村薰筆下的女角，普遍受到女性讀者喜愛，《草莓之夜》的姬川玲子，也被書評家杉江松戀喻為是日本警察小說中，承繼村上綠子（作者為柴田よしき）與音道貴子（作者為乃南アサ）的系譜角色。書寫女性並非是女性作家的專利，只要有心，男性作家仍可以開創出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