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昭旨）
陳思宏自2004年移居柏林迄今，將屆十年。柏林興革最劇烈的時機已經過了，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至新世紀之交，整座城市宛若衝破圍籬的小獸，風風火火，既動盪又交融。近年，柏林最顯著的變遷莫過「仕紳化」（gentrification），房價攀升、房租調漲，東西柏林界線趨於模糊，隨著新建物的迸生，原先流於剛硬的城市線條亦漸次軟化，有了柔和的面目。「柏林有趣的地方在於，它還未完成，一直在逗號的狀態。」陳思宏說。
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
「我不知道什麼叫『柏林人』，我現在的確把柏林當家，當然台灣也是我的家，但家可以是複數。我是柏林人，同時也不是柏林人。」陳思宏定居柏林、擁有外國人的居留簽證，在那邊工作、繳稅，吃當地食物，然而，他持有的是中華民國護照，不具投票權，很多時候是從一個外來者的身分去看整個城市和國家。「在柏林剛好取得一個平衡，有時並未完全涉入這個城市，因為是個外來者，同時又可以觀察這個都市，這個平衡我很喜歡。」
事實上，這些年許多嚮往柏林自由氣息的人相繼湧入，城市裡充斥著外國人，不足為奇，但較之德國人，外國人畢竟是少數，而「少數者」，正是教陳思宏喜歡的身分。從小，陳思宏便意識到，老師多半討厭群體中的特立獨行者，而他，經常就是那個劣品。其實他也沒幹什麼驚天動地之事，所謂的不合群，無非就是喜歡寫作。「人人都跟你說，未來是很光明的，只要你做某某事情，就會成為大家的一份子，我一直很懼怕這件事。」當眾人一心朝光明偉大的方向去，他卻選擇走向邊緣，甘願成為少數。
陳思宏自述，表面上，身為自由工作者的他在柏林寫作、演戲、採訪、翻譯，可實際上，他根本在密謀並且實行叛逆。禁不住問他，從小就是叛逆的人嗎？「是。」他回答得斬釘截鐵。「小時候你跟人家說你要寫文學，這叛不叛逆？跟家人說要去讀戲劇，這叛不叛逆？我在求學當中就有一些抵抗的動作，都是為了投入我熱愛的事情，在柏林我就可以大方地從事我的反骨與叛逆。」
（攝影/陳昭旨）
據陳思宏觀察，柏林雖貴為德國首都，但政府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失業率嚴重，就經濟層面而言並不光鮮。「儘管如此，就算你沒什麼錢，還是可以在這裡活得很有骨氣。相較之下，台北是一個比較崇富的城市。」無論在任何場合，當他提及自己是作家，總會得到真心崇敬的眼神，反而是擔任銀行業高階主管的朋友，羞於曝光真實身分，只因自覺自己彷彿是造成金融風暴的幫兇。
身為一個台灣囝仔，從溫順小島出發，抵達叛逆柏林，對陳思宏來說，「身體」成為一必然的衝擊。他笑著談起自己的桑拿浴初體驗。德國的桑拿浴不僅男女共用，且必須一絲不掛，坦誠相見。一開始，他不知此事，大白天到了健身房，見桑拿浴無人，樂得一人獨享，未料不久竟有兩個阿嬤走進，他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念頭是：「完了，我走錯了！」這時，只見阿嬤將浴袍一甩，赤條條地在他面前躺下，歡快地跟他攀談起來。不過幾秒鐘的光景，他的腦筋翻了好幾轉，心想，既然尖叫未起、警鈴未響，看來他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怎麼可能？
認知到這件事後，他開始覺得好玩了。夏天去到湖畔，裸泳者大有人在，何其自然，絲毫不帶性的含義。「對我來講，終於拋開從小到大對身體的束縛，在那邊進行了小小的叛逆。」他鼓勵有機會造訪德國的朋友務必要嘗試，才會發現原來我們的身體同樣平等、自由，可以看到大家自然而從容的態度，不會有多餘的眼光在你身上暫留停棲，因為這是他們從小到大皆如此實踐著的，自由身體文化。
德國直面歷史的堅決無畏態度，同樣給陳思宏帶來很大刺激。「在柏林，你很容易會撞進歷史，它就在這個地方，就在你的身邊。」牆拆了，邊界猶在；死亡已遠，傷痕猶存。「德國政府與人民花很大的力氣不斷地重提往事、重提歷史；可是我們的政府到現在還是有一個論調：那就是以前的事情，為什麼要再重提？重提只會重啓傷口。」
德方卻不這麼看待，他們一寸寸撥開歷史，不惜在城市精華地帶建置紀念碑，以各種饒富創意的方式舉辦紀念日，「每年柏林圍牆倒塌紀念日前後，電視上一直不斷出現很多紀錄片；去跟小朋友聊天會發現，在教育裡面，有很大一部分還是在講這件事情，告訴下一代，我們殺過六百萬以上的猶太裔。」受黨國教育長大的陳思宏認為，反觀台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重大歷史，在課本上竟只是一語輕巧帶過。
「德國的轉型正義做得很徹底，有辦法透過司法正義，讓一個威權的社會轉型到一個民主的社會。」陳思宏說，「其實在面對台灣的傷痛時，其實有更多更有創意的選擇，而且這些創意的選擇很有可能會造成有效的和解，不是繼續往下挖鑿更大的傷口。」
〔陳思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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