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昭旨）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
年齡（窗外在下雨，點滴芭蕉葉
和圍牆上的碎玻璃），籍貫，職業
（院子裡堆積許多枯樹枝
一隻黑鳥在撲翅）。──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下一個天亮
徐嘉澤的原始計劃是寫短篇小說，書寫過程中覺得只寫一篇有些可惜，於是重新爬梳歷史事件，決定用同一個家族的人物，把整個故事串連起來，「最困難的是歷史的重現，因為我不在現場。」徐嘉澤說，即使是歷史課本上讀過、在各種媒體上看過的，比如二二八事件，那些早期的東西還是離現代人太遙遠，必須回頭看更多資料才有辦法延續，「我寫的時候很怕寫錯，也擔心別人誤解中間的過程，看很多資料、互相佐證，也有朋友幫忙抓Bug。」即使小說根植於黑暗，他還是努力尋求光明的可能，也許好的事情來得沒那麼快，但總是會有那麼一天的，他笑說，「人生苦多於樂，如果閱讀小說又是悲情的東西，那就太悲慘了，我會偏向好的結局，盡量補足缺憾，因為我是樂觀的人啊。」
才說完自己樂觀，他隨即補充，要寫這樣的一個故事，必須維持在低潮中寫作，「太開朗沒辦法寫，因為寫作的過程是對角色的投射，情緒會比較差。我會盡量讓自己沉溺在情緒裡，想辦法進入寫作狀態，中途不做太快樂的事。」在此同時，處在寫作狀態中，他是非常專注的，幾乎把所有的時間拿來專心寫，可能歷時一兩個月甚至更長，只專心做這件事，「因為寫完之後就可以飲酒作樂，把那些沖刷掉，之後就到處去玩、去取材。」
（攝影/陳昭旨）
社會有很多問題讓人不快樂，徐嘉澤每個時期關心的都不一樣。「我自己最關心的當然是同志議題，後來有反核四、美牛事件，而最近注意的是華隆事件和香港的反國教……」他認為，這些社會事件並非事不關己，「如果你一直不關心，這些東西有一天會落到你身上。不過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不要做太勉強自己的。」可以到場聲援，如果有距離因素，也可以藉由臉書傳播，讓多一個人知道，也許就能讓多一個人去到現場，而判斷的準則是：「你覺得這件事是好的、是善的，對社會有幫助的，像寫小說也會是一種宣揚的過程。」
「我接下來想寫比較通俗的、泛類型的，節奏再快一點的東西。」他以九把刀為例，輕巧易讀的作品可能比較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大部分的人對沉重的議題沒有興趣，輕盈的東西比較能讓大眾接受。」握有速度的秘密，徐嘉澤的產量驚人，並且主題橫跨多種類型，他一方面想測驗自己能不能寫出來，一方面是想積極地寫，「很多人會把『創作量多』跟『品質』化成不對等的關係，我覺得不完全是這樣。能創作就創作，我想趁著有能力創作的時候多跟別人分享。」他也一度質疑自己為什麼要寫？何不把這些時間拿去做其他事情？而答案似乎就在寫作過程中，「寫作會有快樂的感覺，帶來成就感。而且，你要讓想法更前進，把想法傳遞跟別人，還是要藉由書寫。」
繼續書寫，繼續轉貼，繼續上街，即使現況黑暗，不快樂是普遍狀態，徐嘉澤在這個難以雀躍的時代，從黑暗的底蘊往上生長，繼續向前，直到走進下一個天亮。
〔徐嘉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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