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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是全球化的開端。而歷史學家說:我們正在目睹西方宰制世界的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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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地中海史詩三部曲」作者羅傑.克勞利(圖/馬可孛羅文化提供)


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1951-)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父親是海軍軍官,曾駐防於地中海各地,故作者年輕時就跟隨父親在地中海各處度過很長的歲月,因而對地中海世界的歷史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在劍橋完成學業後,曾赴伊斯坦堡任教,花了很多時間考察該座城市,也曾徒步遊覽土耳其西部。上述經歷使得作者擁有淵博的地中海歷史與地理知識。著有「地中海史詩三部曲」——《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等書。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

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

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

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




Q1:「地中海史詩三部曲」在台灣廣受讀者歡迎,可否跟我們聊聊您的寫作緣起?

克勞利:基本上,我是在童年時期啟發了對海洋的熱愛。我父親是名海軍軍官,一生多半在地中海地區服役。我8歲大時,他派駐至馬爾他(當時是英國殖民地),我經常去那裡度假,我想,早年的經驗對我有很深刻的影響。我熱愛溫暖的氣候、蔚藍大海,還有這片令人著迷的海域的歷史。

馬爾他島上有許史前時期的神廟,母親時常帶著我哥和我在那爬來爬去,探訪由聖約翰騎士團所修建的瓦勒他市(Valletta)城牆。我這一生持續在地中海世界行旅,並對其歷史著迷不已。在上大學之前,我在希臘度過兩個暑假。之後,我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待了1年時間教英文,但又過了30年我才開始寫作。

我發現這是一片有著非凡故事的海域,不同的文明在此交易與交戰,交流著文化和思想,還有大帝國的興起與衰落。我也了解到,人們對這部分的歷史所知不多,當然這是歐洲北部的人們,因此我的書寫就有可能引起這些新讀者的關注。

Q2:「地中海史詩三部曲」有不少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細緻描寫,相當引人入勝,請問您是如何構思劇情發展,這中間有遇到什麼困難之處?

克勞利:選擇書寫內容時,我要找出那些攸關建構地中海歷史敘述的重大關鍵時刻、以及帝國間的巨大衝撞。我的目標是,盡可能從雙方或各方的角度來描述這些事件,而非單從鄂圖曼或西班牙,或是單從基督徒或穆斯林的角度。我想構成這些歷史會有三項要素:

  1. 這些事件本身的重大特質
  2. 這些了不起的歷史人物的出場(例如穆罕默德二世奧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
  3. 一種強烈的地域認知

地中海史令人著迷的原因,部分是在於現今還保存著眾多遺址。把不同的要素聚合成單一的歷史敘述,非常耗費時間。在我的著作中,我發覺到至少有兩本書的部分內容犯了該種架構下的疏失,我囊括了太多的細節,或是讓寫一本書耗時過久。

這些建構書籍的障礙(每本書都花了3到4年)會以不同的面相湧現,首先,證據有許多分歧之處,要處理基督教/穆斯林的敘述尤其困難。在西方世界中,第一手歷史的書寫傳統要比伊斯蘭世界(引進印刷術的時間更晚)的來得更為強大,因此,有時難以從伊斯蘭觀點來取得好的說法,並從平衡的觀點來呈現歷史。一個實際的障礙就是,必須閱讀不同語言的資料,我花了許多時間跟我所不懂的語言所寫成的資料奮戰,這很耗時,需要大量翻查字典,不過這對於我想寫的歷史來說,至關重要。

1451年的地中海東部(圖/內頁)1451年的地中海東部(圖/《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內頁)


「如果我們缺乏證據,就要忍住不去描述歷史人物所想之事,否則就進入『歷史虛構寫作』的領域了。」


Q3:承上題,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的最後,您提到收集資料與呈現資料的困難處,想生動有趣並忠實呈現史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否跟我們聊聊您的想法?

克勞利:找到真正好的一手資料來源非常重要。15世紀末歐洲引進印刷術之後,這點變得容易多了,有更多故事被記載下來,但是在證據中發現到巨大的歧異又讓人極其沮喪,比方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土耳其觀點的資料幾乎蕩然無存,這意味著我們對此重大歷史事件能取得的史料大多來自西方,這就很可能帶有偏見,因此我們要很謹慎對待第一手資料。那些或許是當時的資料,也可能不是真的資料,有時,權衡人們話語的可信度跟決定真正的歷史紀錄為何,之間有相當微妙的關係。

對我而言,要在書中探討這些資料來源十分棘手。我的目標是為一般讀者寫一本經過深入研究的史書,因此我有時必須決定呈現同一事件數個不同版本的合理性,解釋不同人物對該事件的看法,又不至於把書寫成了學術性的教科書。

我有時喜歡對這些複雜之事賦予些許意涵,但又不能過度陷於泥沼,動彈不得。對我而言,最高原則就是不要把無法驗證的史料來源寫入書中,或是適度地將之從證據中排除。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缺乏證據,就要忍住不去描述歷史人物所想之事,這點很重要,否則那就進入「歷史虛構寫作」的領域了。

Q4:在「地中海史詩三部曲」不乏以宗教之名發起的戰爭,對現下處於世俗社會的我們來說,可能很難理解中世紀的人願意為信仰走上戰場,您怎麼看待這件事?此外,信仰以外的政治、經濟動機是否也同樣重要?

克勞利:英國小說裡有句廣為人知的話:「過往就如同另外一個國度。人們處事的方式不同。」我認為,有時極難理解過去的人內心的盤算與動機,尤其是和宗教信念有關的部分,所以我們必須把自己置入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中,在那壽命短暫、不安全,死亡是平日常見之事,而強大的天堂、地獄和罪惡觀念,是切切實實地既啟發世人,也讓他們害怕。不幸的是,我們現在或許能瞥見伊斯蘭國的行為動機,不過一般而言,以「承諾天堂」、為宗教志業而死的理念又對我輩而言是全然陌生的。

另一方面,這些歷史人物顯然與我們一樣,會以其他方式被相同的人類情感所撼動,如恐懼、幸福、歡樂和悲傷。還有,我之所以喜歡第一手歷史敘述的原因是,可以擷取到人類以我們能理解的語調、穿越了數個世紀來告訴我們的聲音。不過對我來說,許多「宗教」競爭,在關於上帝的部分顯然跟貿易、帝國以及掌控土地、原料和食物供給有關。在鄂圖曼哈布斯堡之間的長期戰爭中,宗教提供了助燃因素,我認為「權力因素」和「宗教理由」應等量齊觀。


「鄂圖曼帝國挑戰了『西方在文化與政治上更優越』的概念。」

Q5:君士坦丁堡陷落與鄂圖曼帝國崛起,在西方世界是相當重要的大事,在台灣也是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相關的作品也很多,您怎麼看待這兩件大事?

克勞利:我才讀完一段伊斯坦堡的歷史,其表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並非如我們所相信的是一種「斷裂」。但那是個象徵性的時刻,就像某種911般重創西方世界的那樣,我們很容易讀到,當人們聽聞這消息時回憶起自己身在何處。

當然,那個時候獲取及傳遞資訊不易,而且緩慢,可是震撼了歐洲人的是:他們突然之間瞭解到,一個他們所認定的「穩定的世界」在1453年幡然而變。鄂圖曼帝國的先進之處,深深挑戰了歐洲人的世界概念,它再次激起十字軍的「返祖」概念,以及回溯到蒙古時期與更久之前「蠻族」從東方而來、橫掃一切的深層情感。這涉及了歐洲幾百年來在邊界地帶的戰爭,迄今在面對東方移民時的態度中,我們依然感受得到那些痕跡,以及歐洲人對亞洲部分民族的恐懼。

當時的鄂圖曼人既挑戰也豐富了文化的概念;歐洲人則透過貿易,前往這個與自身文明不同的迷人地區,接觸了這一切。客觀的觀察者可以發現到許多令其讚嘆之事,如自律、社會穩定、美學與文化的洗鍊。當時不認為鄂圖曼的世界是殘酷、野蠻或腐朽的,它撼動了,或說至少是挑戰了「西方在文化與政治上更優越」的概念。

1560年左右的地中海(圖/)1560年左右的地中海世界(圖/《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內頁)


Q6:在《財富之城》中,您認為威尼斯人的商業頭腦已超越當代人的思考模式,是非常獨特的存在,能否聊聊您的觀察?此外,某種程度可否說威尼斯成為英國、葡萄牙、荷蘭等海權國家的先驅?

克勞利:當我試圖從現代找出一個能類比威尼斯的城市時,我想到了新加坡,或許台灣也還有點像,不過我必須承認,我對貴國的理解相當有限。

簡單地說,在中世紀末期與近代初期的世界中,威尼斯是獨一無二的城市國家,必須仰賴貿易和主導經濟才能存活,因為它沒有土地,無法生產任何東西,也不可能產出貴族與農民的封建制度;它依賴使用貨幣,並創建出一個遠遠領先當代、又極受到保護的穩定貨幣制度,所以不可能有以物易物的體系。這需要自律的人民一同努力,以確保食物的進口以及共和國的狀態。

它期盼著歐洲其他大多數地區消費者的欲望以及市場力量。它需要成為全歐洲商人造訪的目的地,因此它開展出貿易、稅制與海洋掌控的體系,這全都為了一個目標:讓威尼斯成為前來消費的地方。

事實上,它幾乎像是現代企業,專注在經濟上的運作,以聖馬可的獅子旗為標幟。這種什麼都能買、什麼都能賣的首要交易原則,時常震撼了中世紀虔誠的人民,也因為與伊斯蘭世界進行貿易,威尼斯與教宗之間紛爭不斷。

我認為視威尼斯人為典型的海洋帝國相當合理,威尼斯與其後繼者的特色是都只有少數的人口、有限的自然資源與絕佳的航海技巧,他們都不得不在海上謀求財富。法國人也有漫長的大西洋沿岸(提供了海港與航海技巧),還擁有更大財力,為何卻是葡萄牙人先航向印度?我認為,答案大致上是法國是個農業資源豐富的大國,鮮有遠赴海外的需求,而葡萄牙當時是一窮二白的國家。

在地中海之內,威尼斯人創造出一種海洋帝國的模式:他們無力掌控大片的領土面積(他們的人口數也太少),但他們設法建立起一個富有的貿易帝國,這奠基在掌控海洋與高度強化的海軍基地上。葡萄牙人欣羨地看著威尼斯人的成功(且可能汲取了部分教訓),在他們航向印度洋之際,便以優勢艦隊、船艦火砲和高度保護的港口與堡壘為基礎,將這一切套用在更大的地理範圍之上。荷蘭人則直接從葡萄牙人身上學會這些。

「偉大的印度和中國文明,是不需要被貧弱困苦的中世紀歐洲人『發現』的。」

Q7:在《財富之城》的最後,您點出即將成為新生代海上霸主的葡萄牙人,自此開啟大航海時代,您如何看待這個轉變?

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圖/wiki

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

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

克勞利:突破大西洋與外在的世界是以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9-1524)航向印度為起點,這標誌著歐洲人世界觀及對全球的時間觀念的重大移轉。這也讓經濟權力平衡開始緩慢地傾斜。在歐洲,我們傾向說是「大發現年代」(Age of Discoveries)或「探索年代」(Age of Exploration),但這是非常歐洲中心的觀點。相對來說,偉大的印度和中國文明,是不需要被貧弱困苦的中世紀歐洲人發現的。

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終結了歐洲的孤立,因為在達伽馬的航行之前,歐洲在東方被敵對的伊斯蘭世界封鎖,向西方則是廣袤、一無所知的大西洋。這是全球化過程的開端──兩個半球連結在一起,一開始是葡萄牙人的船艦,後繼者是荷蘭人與英國人,這是西方世界宰制500年歷史的肇端,我想我們正目睹著它的告終。在短暫的一個世紀之內,葡萄牙人交易改革之路率先而行,透過長程的海港與海運航線的網絡,在全球交換著貨物、植物、食品與人員。我們都是此種滾動式歷程的承續者,享有它帶來的諸多利益與問題。

Q8:最後想請您聊聊,對您來說,書寫歷史普及讀物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您期待讀者獲得哪些收穫呢?

克勞利:我認為自己是嘗試著寫出自己也想閱讀的書:讓人著迷、奠基在生動的個人表述、第一手資料的歷史書。發現到罕見,或從來不曾被使用的新資料來源,那是種純然的喜悅。我喜歡寫作,盡可能謹慎地遣詞用字,在這點上,目前還相當滿意。當讀者告訴我他們有多麼喜歡讀這些書時,真是對我莫大的獎勵。對於我所描述的地區,我也深深著迷。

我不確定讀者想從我的書獲得什麼,讀到亞馬遜網站上的評論時,我對讀者的回饋感到興趣,舉例而言,有些人認為我寫的歷史偏袒伊斯蘭世界,也有人因為我汙衊了像是穆罕默德二世這樣的穆斯林英雄,而感到忿忿不平。這顯示出每位讀者都有他們自己的觀點。

中文的讀者經常問我:「從你所寫的歷史書中,能學到什麼教訓?」我不知道這是否為中國文化深處的因素,我個人是很擔心試圖利用歷史來解讀現代事件的。即使伊斯蘭國和蓋達組織參照了這些歷史競爭,將之做為合理化其行為的部分理由,當試圖理解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時,對於要從中世紀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戰爭中學到些什麼這點,我抱持懷疑的態度。雖然許多人在學校時認為歷史非常沉悶,但我希望我的讀者至少感受到歷史迷人的啟發性,以及歷史場景的吸引力。就某種程度而言,我這些書是要頌揚地中海世界的豐富性,以及倘佯在其中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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