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一半，吳叡人的手機響了，是母親催促他回家，兩人以台語跟日語交談，沒有一句「國語」。掛上電話，他向我們解釋，自己從小是先學會日語，再學會台語，上了小學才懂得說「國語」。他的祖父母是日治時代的教員，甚至連漢名都改了，是標準的「皇民化」家庭。
「上了小學後，有次我聽我爸在講台語，我很嚴厲指責他：『不要講方言！』結果，我爸用他很不流利的國語告訴我：他以身為台灣人為榮。」一個皇民化家庭的第三代卻成了「國民黨教化樣板」，歷史一層一層覆蓋上去，個人在歷史洪流中只有被擺弄，而沒有任何反抗的可能嗎？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吳叡人的新作《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從國際地緣政治、民族認同的角度出發，台灣自清未割讓，二次大戰後，重回國民黨的統治。吳叡人指出：「台灣做為複數帝國中心的共同邊陲，這樣的地緣政治結構，既催生了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人認同，但也禁止其完成。」台灣歷經數個帝國殖民，因而有體認「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民族認同，但同時，這樣的民族認同因為處在各帝國間的角力夾縫裡，最終，自己的命運仍不是自己所能決定。
在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此刻，這樣的觀點似乎有點反潮流。吳叡人說，「未來台灣面對的將是國際空間愈來愈小，這無關蔡英文做了什麼，現實就是中國日益強大，不管誰當選，國際施展的空間只會愈來愈小。」他話鋒一轉，「但你能因為現實的困難，就放棄選擇的希望嗎？」
他引用哲學家康德的觀點，「強者有能力實現他們想要希望的東西，弱者卻沒有能力希望，正因為如此，愈慘的人愈需要希望，希望是存在的必要。」弱者的希望在哪？書中將解答指向「民主參與」與「公民社會」。
數百年來台灣做為一個帝國邊緣的位子，在清未是「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的難治理之地。「而90年代歷經民主化之後，『民主參與』是讓台灣人對這個地方產生認同感的重要機制，你看新黨也在說『相信台灣』，連老兵也相信民主的價值。」民主不僅產生認同的「共同體」之感，也產生了「公民社會」這個副產品，「這是一個令人驚豔的副產品，於是有太陽花學運這樣的事發生。」過去的台灣因地理偏遠難以治理，而民主化的台灣，也將是帝國中心難以治理之地。
《受困的思想》不只討論當下，也回溯過去：為什麼台灣沒有那麼痛恨日本殖民？來自皇民化的家庭，吳叡人用同理的觀點去理解，「你不是要站在道德的高點去指責這些人為什麼當下這樣做、那樣做，那是歷史的產物。你如果在當時，不見得會做出比這些人更好的選擇。」
吳叡人提到，中研院曾針對受過殖民經驗的台灣老人做言說分析發現，台灣不像韓國在二次大戰後馬上有自己的「民族國家」，隨後還歷經了國民黨統治，於是有了將國民黨的統治狀況與前殖民者相比較的心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無法直接批評，便有藉著懷念前殖民者來批判現殖民政權的迂迴策略。
然而，這並不意味要全然擁抱日本殖民經驗，八田與一、後藤新平等日本技術官僚替台灣帶來現代化，卻同時是殖民者身分，「這也是歷史的產物，就像英國當年派駐了一批知識分子到印度，他們建了環狀鐵路，但同時也是殖民者，這些歷史人物都有雙面性，我們不必像電影《KANO》那樣熱情擁抱殖民地官員，也不必站在道德的高點去批評，只是歷史的當下時空就會出現那樣的官僚。他們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壞。」
吳叡人說，像台灣這種歷經連續殖民的帝國邊緣地帶的人民，在政治態度和民族認同上會顯示一種「世故」、「利益算計」的傾向。所以我們常會在一些民調數字上看到很矛盾的現況：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非中國人的比例已經超過五成，但絕大多數台灣人卻支持兩岸「維持現狀」，而非「獨立」。
中研院一項長期調查更發現：當兩岸經濟狀況相近，中國也有了民主，你願意支持兩岸統一嗎？結果有約七成的台灣民眾仍反對統一。「台灣人很世故，裡子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想獨，但又不敢獨，所以只好選擇維持現狀。」
這種實用主義、世故權變的態度，也反應在島內的轉型正義，各任總統都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做了程度上的讓步，「我們好像以為所有的轉型正義只要一次就能畢其功於一役，轉型正義是道德問題，但需要用政治手段達成。」《受困的思想》中比較了南非、德國等地的轉型正義個案，歸結出：只有戰爭戰敗這種特殊狀況，才能一次徹底清算歷史。就連南非的轉型正義都有政治妥協在裡面——以不起訴特定人士，來換得歷史真相。「西班牙官方在獨裁者佛朗哥去世30年間都不碰、不評價他的功過。」
李登輝處理二二八、白色恐怖平反，陳水扁、馬英九都延續著做，但台灣始終缺乏一個官方論述，這種「加害者的缺席」也是政治妥協的結果。所以，我們看到中正紀念堂的告示牌還有歌功頌德的解說，都解嚴30年了卻仍宛若在北韓。「政治景觀是最難處理的，通常會被延後處理。兩蔣就像八田與一那些日治官員，做了一些好事，但也做了不好的事，這些事都要同時被看見，像東歐有些紀念館是將政治人物的優劣事跡兩面並陳。」
破碎的認同、帝國的幽靈、現實主義的困境，這像是一場怎樣都很難贏的賽局，不管讀者是否信服書中指出的出路，但至少《受困的思想》很理性並冷靜地向台灣讀者宣告，前方的路只會愈來愈艱困，於是「希望」會變得愈來愈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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