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佩芸）
張友漁常說自己的童年很普通，全班35個孩子，她的成績不高不低，大約是27名左右，從花蓮玉里高中畢業後，工作一個換一個，沒半個和所學會計有關。她個性害羞，不善交際，唯有寫作是人生亮點，引著她在混沌路上一步步往前走。
若要談她生命裡的文學，應是從姊姊書架上開始的，瓊瑤小說、武俠小說、《小婦人》《紅樓夢》《金瓶梅》……「其實我根本看不太懂，但就是一直讀，我對文字著了迷，有字就讀。」嗜讀雜書的她，開始有了作家夢，就著作業本後面的空白頁，寫起了自創的武俠故事。
再見吧!橄欖樹
國中時，她參加《新生報》徵文比賽得到第二名，如同她在《再見吧！橄欖樹》描繪的情節，住在山上的人家，必須到山腳下拿信，「信箱裡只有一封信是我的，通知文章登出，我太高興了，一路跑過山溝，跑回家。我爸爸站在橄欖樹下，聽到我喊『得獎了』，開心得笑了出來，我現在還記得爸爸的笑容。」
但這個小小的作家夢，在升學壓力下萎縮了，「我是學習成就很差的學生，長江流經幾個城市我記不住，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英文我也不會背，我能讀的只有國文課本，而且一說要背誦我頭就痛。」那年代的老師凶悍威嚴，她一聽到「考試」就嚇傻了，成年後連駕照也考了七次才過關。
幸好她還是愛閱讀，只是不肯在學校的圖書館借書。某天午休，她把一本散文集放在大腿上、趴著讀，教官經過，罵了她一頓，沒收了書、登記了名字，隔天在朝會上公布『犯錯名單』，「但我只是午休睡不著看書啊，無論怎麼拜託，教官都不肯把書還我，最後我只好拜託在台北工作的大姊，買了書幫我寄回玉里。」從此張友漁不願踏入學校的圖書館，寧願從山上騎著單車繞行產業道路到鎮上圖書館。
生長於男女不平等的年代，張友漁無法如心中所願到公東高工讀木工或機械科，只能和其他姊妹一樣，就近讀鎮上的玉里高中。對數字不在行的她，從會計統計科畢業後，做過許多工作，唯獨沒當過一天會計，偶然間，她讀到兒童文學作家孫晴峰的書，暗藏心底的作家夢悄悄甦醒，決定報名耕莘寫作會，那年，她已經28歲。
「我上了三年，還和七八名同學組了兒童文學寫作小組，自我規範每週寫一篇，結果常常只有我一個人寫，其他人賞析我的作品。」張友漁著迷於寫作的趣味，她把家中公雞將頭探入塑膠袋，緊張得衝進果園四處亂竄的故事寫成〈國王〉，獲得台灣省教育廳兒童文學創作獎佳作，「我媽媽發現原來故事可以賺錢，開始打電話告訴我家鄉發生的大小事，問我能不能寫。如果她識字，應該會是了不起的作家。」
（攝影/陳佩芸）
張友漁其實和媽媽很像，雖然不擅長與人聊天，卻非常愛聽別人說話，「我有對大耳朵跟小耳朵，大的聽外界聲音，小的聽內心聲音。遇到別人吵架更要多聽一點，才知道人怎麼講話，多紀錄觀察，就不會寫出誇張的對話。」
對話是為了推動情節，不是為了讓書「長胖」。她認為，無聊的對話是作家不用功的證明，為兒童寫作，故事要有點小趣味，而非把搞笑當幽默，兒童就是在閱讀的過程中學會對話、使用文字，生活智慧與人生哲學更要不著痕跡地藏在故事裡，她在《悶蛋小鎮》就以「南瓜熟了才能摘」比喻愛情。
張友漁的創作常選擇平凡的場景、不聰明出眾的主角，也不一定有好的結局，與一般少年小說「英雄歷經冒險後返家」的模式大相逕庭，她解釋，「寫作是為了創造處境，呈現主角在生活裡動彈不得的無奈，作家再設法找出解方，一點一點把角色拉出泥沼。」因為注重現實，她的書裡沒有英雄，「很多人以為《我的爸爸是流氓》結局爸爸會洗心革面，怎麼可能？現實生活裡可能一輩子就是如此了，我們把孩子當笨蛋，才會寫出與現實脫節的內容。」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
最近重新出版的《阿國在蘇花公路騎單車》，便呈現了張友漁的真實經歷，「阿國和林正義的故事是虛構的，但我在30歲辭掉農會打字員工作時，真的拿到一台12段變速腳踏車做為臨別禮物，我就騎車去環島了。」那時單車環島仍不盛行，張友漁吃飯時有人搶著付帳，晚上休息時，幾乎全村的人來看這位「從台北騎車來的人」，連路過的卡車司機也對她大喊「兄弟加油！」，而最苦也最美的蘇花公路，就成了身陷僵局的阿國、林正義最適合的故事場景。
如書中所寫，張友漁真的跟著鄰居到法院旁聽一件兩名婦人在公園打架的案子，法庭氣氛肅穆，她認真記下所有細節──冷豔無情高高在上的法官、因哭鬧被趕出庭的孩子、打瞌睡的法警等，她甚至在紙上寫著：「我膽小如鼠，絕對不要犯錯……」法官突然對法警使了眼色，紙條隨即被法警沒收，張友漁發現，看著別人的故事時，自己也正身處於故事裡。
（攝影/陳佩芸）
悶蛋小鎮
寫作讓她快樂，也甘願忍受貧窮，因為創作的成就感彌補了生活的匱乏，她小心分配每一筆收入，若有五千元，就拿四千元買幾十包白米，配媽媽醃的醬瓜，「開始寫作前十年，我都過這種日子。有天我的洗衣機、烤箱、吸塵器都壞掉，只好在抽屜亂翻，找到一份寫了一萬兩千字的《悶蛋小鎮》草稿，硬著頭皮投稿到《國語日報》，順利開始連載，收到稿費後，我換了洗衣機，突然間轉機就來了，媒體的合作多了，一切漸漸轉好。」她苦笑說，「我想作家若要寫貧窮，都可以寫成厚厚一本書吧！」
可是她還是繼續寫，每天都在寫，她記得曾在《愛的教育》讀到，幾名孩子嘲弄同學跛腳的母親，被嘲弄的孩子忍不住丟擲墨水瓶，「我印象好深刻，太壞了、太不應該，這故事讓我學會悲憫，不可欺凌別人、必須感同身受。」後來她也寫了《西貢小子》，希望新住民婦女能感受到台灣人的友善，也希望台灣人知道沒有誰是被「買來的」。
寫作20多年，張友漁還是有些害羞，儘管採訪時侃侃而談，私下仍是不擅社交，她沒有FB、部落格，能讓自己放開胸懷、放聲哭泣的好友也只有兩三人。她畏懼的是，只要與人接觸，就會說蠢話，蠢話說多了，就會讓人痛苦，自己一個人更安全，「但寫作不一樣，我可以把自己塞到故事裡，偷偷調侃自己、展現自己，做別人輕鬆多了。」
（攝影/陳佩芸）
〔張友漁作品〕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西貢小子
我的爸爸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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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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