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汪正翔）
劉若凡在自我介紹裡寫，因為平凡，所以努力不凡，而在她近30年的人生裡，確實有三年過得一點也不平凡，她跟著創辦「全人中學」的父親進入這所學校，然後離開，當個體制內學校的普通學生，按部就班讀完國高中，考上大學，再從研究所畢業。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
先從那三年剛結束的那一刻談起，那時劉若凡是名國中生，夏天制服規定穿著及膝長襪，校長每天早上在校門口檢查服儀，這是眾人十分熟悉的尋常求學經驗，但這個尋常讓她再也忘不了全人的不尋常──沒有制服、全校住宿、學生開自治會自訂校規。
有次她為了量身高，在教室牆壁上畫線作記號，被罰寫「不可以在牆壁上亂畫」，她抗議：「那是鉛筆，可以擦掉的！」她發現所有的反抗與討論都會終止於一個一致性回應：「你這樣做，其他人怎麼辦？」慢慢的，即使知道不合理，也不再會花時間、花力氣去挑戰，「這裡沒有空間去改變了，心裡知道不合理就好。」
後來她常常回想起發生於全人的「卓蘭偷車事件」，幾名溜出宿舍的學生順手牽了兩台鄰近農家的腳踏車，不僅進了警局，還送到少年法庭。那些孩子如果是體制內學生，大概是記過或退學，但全人的老師認為那是學校、社會、環境的責任，在家長會鞠躬道歉，孩子犯錯的時候，成人先責備自己。「全人不會把學生趕走，只要學生願意，總有能回到學校的一日，但如果連學校都放棄他們，他們還可以去哪？」劉若凡問。
問題是一個接著一個來，劉若凡開始以全人中學為碩士論文題目，而後又重寫成《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一書，她拋出一連串問題：當孩子去上學了，學校要教給學生什麼？學校真的教了嗎？學生學到的東西跟學校想教的一樣嗎？學生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學校？
（攝影/ 汪正翔）
從1995年全人建校寫到2014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劉若凡寫出了創校前兩年的烏托邦時期，眾人興致盎然地實踐自主與自治教育，重新摸索教與學的關係，學生利用自治會為自己訂校規。
隨之而來的是失序。學生被賦予自我管理的權力，但學生違反規則時，還算自我管理嗎？老師希望教導學生該有的生活準則，但如何不帶入一絲權力不對等？同時間新生的進駐，讓學生分成黑幫與白道，黑幫晚睡、翹課、偷食物、越來越過分的惡作劇，被欺負的孩子每天都要深吸一口氣才有勇氣打開房門。
多年後的訪談，劉若凡忍不住問一位黑幫學生：「學校已經這麼自由了，你們到底在抵抗什麼？」「對抗自己想像中的學校吧！」
當時仍在校的劉若凡，看著宿舍變得髒亂，學生越來越晚睡，自助福利社的奶油麵包記帳本裡，有人吃了35元卻只畫25元，有人畫在別人帳上，有人連畫都懶，「記帳本透露了很多事，設計的老師對人性的想像是多麼善良，堅信人性本善，孰料拿掉一切枷鎖後，原先理所當然的事都變得沒那麼絕對，秩序是那麼容易被瓦解，我們看待規則的方式，都因此有了改變。」
這場風暴在偷車事件後到達高潮，叢林法則取代了原本為學校主軸的自治會，白道學生決定運用自治能力廢除了自治會。無法停止的失序與無從阻止的侵犯，提醒學生藐視自治的後果。
然而幾個月後，學生選擇了重建「自治」，重新協調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的生活模式，當教師還跟不上學生行使權力的速度時，學生自己終結了失序。
「全人的學生從此對自由有了不同的定義。」劉若凡解釋，自由是理解人與人之間的界線，擁有不互相侵擾的共同空間，當你被侵犯時能大聲主張自己的權益，大喊「不要欺負我！」自由不再是無限制的擴張自己。
在此同時，進退維谷的是老師，他們決定給學生全然的自由，卻被自由反噬，學生的選課權變成曠課權，他們不願意將學生貼標籤，而是深究學生背後的社會因素；但延遲的違規處置，等待學生「自我解決能力」生成的時間，代價是某些學生因此傷痕累累。
（攝影/ 汪正翔）
全人的老師在學生眼裡，類朋友、類家人，試圖擱置自己在生活上的價值判斷，等待學生自我成長，但他們終究不是真正的朋友與家人，必須告訴學生何謂好壞是非，老師的兩難在於，如何以平等之姿進行教育。
劉若凡在《成為他自己》寫道：在全人，學生是主詞，教師也是主詞。把學生當作主體的理想，不只是表面的教育理念，而是開放學校的制度，讓學生在每一個日常生活的層次，都能夠參與和設計他們的教育，反叛的學生顛覆了教師的所規劃的教育過程。在全人，彷彿不是老師來教育學生，而是學生來教育老師，教育著老師青少年世界的道理。
教育者必然有想教給學生的事物，無論那些事物是什麼，卻非一片空白的自由。他們承認學生不是天生就有自主性，自主性是被教育出來的，假如要學生成為自己，不是放手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生首先得被教育「如何成為自己」。
全人面對的不只是制度的改革、課程的改革，還包括畢業學生如何與現行教育體制接軌。2004年起，有學生報考高中同等學力後再考大學，到2009年全人獲准立案（創校13年後），學生終於擁有合法學籍，學校也開始出現兩種評價標準，一種是升學成績，一種是全人式評價──這個人像不像全人的學生？那包括對知識的看法、對規則的想法、對惡作劇的態度，難以判斷，重要性卻不亞於白紙黑字的成績數字。
作為一個待過體制外學校，又擁有社會認定好學校的學歷，劉若凡說，「學歷就像一張快速進場的門票，不重要，也可以選擇不要使用，但必然會多付出一點代價。」
全人畢業生的工作與生涯歷程，涵蓋音樂、藝術創作、設計，多半非主流，彷彿另類才是全人的主流，沒有人能判斷學生特質、家庭因素與全人教育環境各占多少比重，但劉若凡記得一個學生形容：「進來全人，世界就變得不一樣了。」她分析，「或許因為沒有路了，沒有筆直的升學道路在前方，所以眼前也都是路。」
但選擇體制外從來不代表逃離主流價值，劉若凡說，「真實世界不會消失，社會不斷提醒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我們沒有遠離主流價值，反而在成長過程中，必須持續思考如何去回應、挑戰，甚至順從它。」
「人即目的」是體制外教育實踐目標之一，因為以人為目的，全人不是辦好學校等學生來讀，而是和學生一起長大的體制。「學校是我們的！」這句校友的告白，深深震撼了她，「沒有誰會覺得學校是自己的，你知道它不是；但全人給學生那麼大的權力，所以那是我們的學校。因此學生願意退讓，能理解老師的為難，即便全人的學生那麼強悍，那麼愛挑戰規則。」
因為相信「學校是我們的」，就會想讓它更好，就能協商，退讓彼此界線，接受每個人的聲音。這其中出現了各種對「人」的想像，有良善，有自私醜惡，有霸凌的權力與慾望，人有不同的樣子，學校的模樣也不斷變動中。
這裡只是學生漫長生命的一段旅程，不是眾人難以企及的烏托邦，而是一段反省受教歷程、反省自由、反省自己的位置，反省教育方式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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