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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新手上路】實驗教育的艱難,一段反思的旅程──劉若凡《成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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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汪正翔)(攝影/ 汪正翔)


劉若凡在自我介紹裡寫,因為平凡,所以努力不凡,而在她近30年的人生裡,確實有三年過得一點也不平凡,她跟著創辦「全人中學」的父親進入這所學校,然後離開,當個體制內學校的普通學生,按部就班讀完國高中,考上大學,再從研究所畢業。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

先從那三年剛結束的那一刻談起,那時劉若凡是名國中生,夏天制服規定穿著及膝長襪,校長每天早上在校門口檢查服儀,這是眾人十分熟悉的尋常求學經驗,但這個尋常讓她再也忘不了全人的不尋常──沒有制服、全校住宿、學生開自治會自訂校規。

有次她為了量身高,在教室牆壁上畫線作記號,被罰寫「不可以在牆壁上亂畫」,她抗議:「那是鉛筆,可以擦掉的!」她發現所有的反抗與討論都會終止於一個一致性回應:「你這樣做,其他人怎麼辦?」慢慢的,即使知道不合理,也不再會花時間、花力氣去挑戰,「這裡沒有空間去改變了,心裡知道不合理就好。」

後來她常常回想起發生於全人的「卓蘭偷車事件」,幾名溜出宿舍的學生順手牽了兩台鄰近農家的腳踏車,不僅進了警局,還送到少年法庭。那些孩子如果是體制內學生,大概是記過或退學,但全人的老師認為那是學校、社會、環境的責任,在家長會鞠躬道歉,孩子犯錯的時候,成人先責備自己。「全人不會把學生趕走,只要學生願意,總有能回到學校的一日,但如果連學校都放棄他們,他們還可以去哪?」劉若凡問。

問題是一個接著一個來,劉若凡開始以全人中學為碩士論文題目,而後又重寫成《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一書,她拋出一連串問題:當孩子去上學了,學校要教給學生什麼?學校真的教了嗎?學生學到的東西跟學校想教的一樣嗎?學生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學校?

(攝影/ 汪正翔)(攝影/ 汪正翔)


從1995年全人建校寫到2014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劉若凡寫出了創校前兩年的烏托邦時期,眾人興致盎然地實踐自主與自治教育,重新摸索教與學的關係,學生利用自治會為自己訂校規。

隨之而來的是失序。學生被賦予自我管理的權力,但學生違反規則時,還算自我管理嗎?老師希望教導學生該有的生活準則,但如何不帶入一絲權力不對等?同時間新生的進駐,讓學生分成黑幫與白道,黑幫晚睡、翹課、偷食物、越來越過分的惡作劇,被欺負的孩子每天都要深吸一口氣才有勇氣打開房門。

多年後的訪談,劉若凡忍不住問一位黑幫學生:「學校已經這麼自由了,你們到底在抵抗什麼?」「對抗自己想像中的學校吧!」

當時仍在校的劉若凡,看著宿舍變得髒亂,學生越來越晚睡,自助福利社的奶油麵包記帳本裡,有人吃了35元卻只畫25元,有人畫在別人帳上,有人連畫都懶,「記帳本透露了很多事,設計的老師對人性的想像是多麼善良,堅信人性本善,孰料拿掉一切枷鎖後,原先理所當然的事都變得沒那麼絕對,秩序是那麼容易被瓦解,我們看待規則的方式,都因此有了改變。」

這場風暴在偷車事件後到達高潮,叢林法則取代了原本為學校主軸的自治會,白道學生決定運用自治能力廢除了自治會。無法停止的失序與無從阻止的侵犯,提醒學生藐視自治的後果。

然而幾個月後,學生選擇了重建「自治」,重新協調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的生活模式,當教師還跟不上學生行使權力的速度時,學生自己終結了失序。

「全人的學生從此對自由有了不同的定義。」劉若凡解釋,自由是理解人與人之間的界線,擁有不互相侵擾的共同空間,當你被侵犯時能大聲主張自己的權益,大喊「不要欺負我!」自由不再是無限制的擴張自己。

在此同時,進退維谷的是老師,他們決定給學生全然的自由,卻被自由反噬,學生的選課權變成曠課權,他們不願意將學生貼標籤,而是深究學生背後的社會因素;但延遲的違規處置,等待學生「自我解決能力」生成的時間,代價是某些學生因此傷痕累累。

(攝影/ 汪正翔)(攝影/ 汪正翔)


全人的老師在學生眼裡,類朋友、類家人,試圖擱置自己在生活上的價值判斷,等待學生自我成長,但他們終究不是真正的朋友與家人,必須告訴學生何謂好壞是非,老師的兩難在於,如何以平等之姿進行教育。

劉若凡在《成為他自己》寫道:在全人,學生是主詞,教師也是主詞。把學生當作主體的理想,不只是表面的教育理念,而是開放學校的制度,讓學生在每一個日常生活的層次,都能夠參與和設計他們的教育,反叛的學生顛覆了教師的所規劃的教育過程。在全人,彷彿不是老師來教育學生,而是學生來教育老師,教育著老師青少年世界的道理。

教育者必然有想教給學生的事物,無論那些事物是什麼,卻非一片空白的自由。他們承認學生不是天生就有自主性,自主性是被教育出來的,假如要學生成為自己,不是放手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生首先得被教育「如何成為自己」。

全人面對的不只是制度的改革、課程的改革,還包括畢業學生如何與現行教育體制接軌。2004年起,有學生報考高中同等學力後再考大學,到2009年全人獲准立案(創校13年後),學生終於擁有合法學籍,學校也開始出現兩種評價標準,一種是升學成績,一種是全人式評價──這個人像不像全人的學生?那包括對知識的看法、對規則的想法、對惡作劇的態度,難以判斷,重要性卻不亞於白紙黑字的成績數字。

作為一個待過體制外學校,又擁有社會認定好學校的學歷,劉若凡說,「學歷就像一張快速進場的門票,不重要,也可以選擇不要使用,但必然會多付出一點代價。」

全人畢業生的工作與生涯歷程,涵蓋音樂、藝術創作、設計,多半非主流,彷彿另類才是全人的主流,沒有人能判斷學生特質、家庭因素與全人教育環境各占多少比重,但劉若凡記得一個學生形容:「進來全人,世界就變得不一樣了。」她分析,「或許因為沒有路了,沒有筆直的升學道路在前方,所以眼前也都是路。

但選擇體制外從來不代表逃離主流價值,劉若凡說,「真實世界不會消失,社會不斷提醒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我們沒有遠離主流價值,反而在成長過程中,必須持續思考如何去回應、挑戰,甚至順從它。

「人即目的」是體制外教育實踐目標之一,因為以人為目的,全人不是辦好學校等學生來讀,而是和學生一起長大的體制。「學校是我們的!」這句校友的告白,深深震撼了她,「沒有誰會覺得學校是自己的,你知道它不是;但全人給學生那麼大的權力,所以那是我們的學校。因此學生願意退讓,能理解老師的為難,即便全人的學生那麼強悍,那麼愛挑戰規則。」

因為相信「學校是我們的」,就會想讓它更好,就能協商,退讓彼此界線,接受每個人的聲音。這其中出現了各種對「人」的想像,有良善,有自私醜惡,有霸凌的權力與慾望,人有不同的樣子,學校的模樣也不斷變動中。

這裡只是學生漫長生命的一段旅程,不是眾人難以企及的烏托邦,而是一段反省受教歷程、反省自由、反省自己的位置,反省教育方式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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