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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獨白

改革與反改革之辨──這個時代需要《反動的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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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一年前夏天的某個夜裡,金山南路某棟大樓的六樓燈火通明。我們出版部五個人全都留下來加班做同一件事:編索引。當時還沒有PDF檔可以全文搜尋,只能用紙本讓每個人分章逐頁檢查,最後再進行整合校對。忙乎了一整夜終於送廠了,書也順利出版了,我們部門卻因為受到「嘿嘿嘿官司」的波及,在年底決定解散。這本在書市只有幾個月的壽命、卻是讓我們五個人深切感到「we are a team.」的作品,就是社會學家赫緒曼寫的《反動的修辭》。

現在回頭細想當時台灣正在經歷的事情:第一次政黨輪替、李登輝離開國民黨、「泛藍」「泛綠」概念逐步成形;八掌溪事件、行政院副院長游錫(方方土)下台、媒體炒作成為輿論焦點;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又復工、國民黨籍行政院長唐飛下台、陳水扁的中間路線失敗;加入WTO、台灣原本弱勢的農業遭受到更大的衝擊;陳水扁在世台會提出「一邊一國」、民意調查顯示一半以上的台灣人認為兩岸目前是「兩個各自發展的國家」;SARS爆發、84人死亡15萬人隔離、中國阻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公投法通過引發中國與美國嚴重關切、2004年第一次大選綁公投(一、是否贊成為強化國防而購置反飛彈武器;二、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對等談判」)。

這些十年前的「往事」並沒有成為過去式,事實上,它們都還是進行式:即將來臨的3月9日反核大遊行,反的又是核四。當年的執政黨在反核團體的壓力下做出停建的決定,又在反對黨的壓力下做出復工的決定。一般民眾則是在「生命安全」與「經濟成長」兩個選項中舉棋不定。如果不是日本311核災的恐怖威嚇與某財團董事長夫人的溫情訴求,這次的反核大遊行會發生嗎?為什麼我們只能在「購買更多武器」與「向中國投降」之間二選一呢?為什麼進口美牛一定要和TIFA、FTA、美簽以及對美軍購掛鉤呢?為什麼台灣面對中國只能有「一中各表」卻不能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或「一邊一國」的選項呢?

當你碰到這些明知很重要卻不知該如何思考的議題時,不妨打開赫緒曼的書,看看他怎麼說。他並不是給你答案,不,他教給你的是一種思考的方法。他從牛頓的運動定律中發現了反動修辭的祕密結構:「我同意你的價值觀或政策目標(「作用力」),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反作用力」),將會使你的目標被扭曲、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來不易的價值。」再舉核四為例,當年反對停建核四的人士在發現「擁抱核能比擁抱兩個女人還要安全」的說法討不了好之後,又繼續提出以下說法:停建核四台灣就會沒電可用、停建核四違反與廠商(奇異公司與包商)之間的契約、停建核四將支付鉅額違約金增加納稅人的負擔等。這些「言之成理」的論調一直流行到現在,但是我們現在有了赫緒曼。

這就是為什麼要重出赫緒曼的理由:我們需要他來教我們如何破解那些轉移焦點的政治修辭。說來有趣,如果不是因為出版了《第三種中國想像》,我們可能也沒機會重出《反動的修辭》。因為《第三種中國想像》的作者吳介民正是《反動的修辭》一書的譯者。去年下半年,當「中國因素」嚴重影響到媒體進而扭曲了輿論和政策時,吳介民便主張應該重新出版《反動的修辭》以作為台灣社會抵抗跨海峽政商聯盟的思想利器。於是,吳介民+吳乃德+廖美的強力組合又回來了,所幸,我們這次已經不需要傾全社之力來編索引......

當年新新聞出版部的解散,讓《反動的修辭》只能靜靜地躺在社子島破舊的倉庫中,無力地任由台灣社會的政治口水隨處噴飛。現在重新出版《反動的修辭》,既是給了期盼多年的讀者一個交代,也是悼念作者赫緒曼的離世(2012年12月10日),還有紀念那一段有苦有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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