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年四川發生的保路風潮......先是光緒末年清廷允將川漢及粵漢兩鐵路由紳商集股籌辦，但民間財力不足，進行遲緩。宣統三年因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建議，突然宣佈國有。此一政策本身，原無可厚非，但其施行辦法，卻極為民間所不滿......以對原有股東償付不公，使股東蒙受損失。因而引起紳民群起抗爭..請願不成演變為罷市罷課。七月中，川督誘捕保路代表，槍殺請願民眾，紳民進而組織保路同治軍，攻擊清軍，革命黨乘勢運用，策動全省陷入混亂。

這段記載是引自國內高中歷史課本，最近有一位名喚雪珥的歷史業餘愛好者，針對此一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寫了一本《辛亥：計劃外革命》。我們接下來看看雪珥提供了哪些不同於課本的觀點：

1.
光緒24年(1898)11月礦務鐵路總局頒布《礦務鐵路章程》：「礦路分三種辦法，官辦、商辦、官商合辦，而總不如商辦。除未設局以前，業經開辦者不記外，此後多得商辦為主，官為設法招徠，盡力保護，仍不准干預公司事權。」

1903年清政府還發布對民營公司「不另派監督、總辦等專員，以防弊竇」。

關此兩點清政府是很保護民營資本的。此外還授與一定的官銜級別獎勵民間的投資「應照勸賑捐之例予以優獎」。在此風潮下到了1910年全國已有17家商辦鐵路公司，一派火熱朝天。

2.
因為四川不比東南沿海，是個人多（估計是7千萬人）的窮地方，清廷還特地讓川路公司以「租稅」之名向農民攤派徵收，一斗米一斗米的籌集開辦經費。按川路公司規劃須經費4000萬兩，然而幾年下來積攢了700萬兩，顯然太少了。既然差距不小，川路公司的高層便以高值增值的名義把一半的350萬兩投放到上海炒股與放貸。不意1910上海股市崩盤，這下子窟窿大了，若政府收回國有幫忙填補這300多萬兩豈不美哉，所以一開始國有政策出檯時，川路公司商紳是引頸期盼的。

一家民營公司何以會出這麼大的紕漏呢？川路公司玩了個兩面手法「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成了官方與股東都不管的灰色地帶。清政府戶部注意到此弊端「稽之案牘，證人之言，知所謂利權，上不在國，下不在商，盡歸於中飽之員紳。」時人梁啟超也說到：「扶附股者，一種企業之行為也，苟附股之動機而非發自企業心，則一國生計之基礎，必有受其弊著。蓋多數之股東，視其股本有同義捐，而怠於監督之義務，則公司之精神，自茲腐矣。」

3.
商辦鐵路籌辦多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因此清政府下令限期內無法竣工的商辦鐵路一律由政府接管。問題出在川路公司高層的索價太高，一要政府接受並完全補償川路公司的所有開支，包括其違規在上海炒股的虧損。這條件被郵傳部盛宣懷給回絕了：中央錢財來自全國百姓交的賦稅，政府沒權力動用它去填這窟窿。在京川籍官員46名聯名上書建議朝廷交管時一律換發國有鐵路股票，不要以任何現金償還，以免過程中被川路公司高層中飽侵漁，這主張算是溫和的吧！川路高層還是不滿意，對46名京官其中一的甘大璋發出「削其屬籍，堀其祖墳，繫其妻孥，傾其產業。」

清廷固然該敗，應該雙手歡迎共和體制的來臨。但是清末鐵路國有政策引發的破約保路風潮，箇中的真相是該還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