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採訪）

在香港工作五年的大陸人，已經開始慎用「回歸」一詞，而是小心翼翼地代之以「1997香港政權交接」。詞語的背後掩藏了什麼？五年的時間改變了什麼？他眼中的香港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一百多年來，香港一向對中國大陸扮演著啟蒙者和避難者的角色，而如今它第一次需要面對大陸的崛起。為此，特別採訪香港文藝復興基金會的聯合發起人兼秘書長柴子文先生。

問：理解香港自1997年回歸中國後，最重要的事件或時間點是什麼？
「回歸」，就跟「解放」一樣，是有價值判斷的詞彙。一用它，無意識中就掉進它背後的意識形態陷阱。1949發生的大陸政權更替，被兩岸同時稱為「解放」和「淪陷」，1997香港政權交接也一樣。去殖民化是一回事，香港是否回到一個正常軌道，是另一回事。如今，又有了「港獨」這個新稱謂、新帽子。所以，要小心詞語！

在外界的認知中，1997年無疑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但對普通香港人來說，跨過這個檻其實並不難，所以九七之後，那些因為恐懼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很快就迴流了。但香港的一個真正的轉折點是2003年。

2003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有一部港產電影叫《金雞》，拍得非常好，從一個妓女的生活來講香港社會那一年發生的劇烈變化。那一年發生了SARS瘟疫，張國榮和梅豔芳也都在那一年去世。普遍市民都感受到很蕭索的氣氛，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生活人心上。2003年發生了香港人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50萬人大遊行。基本法23條要做什麼？就是要設立叛國罪、分裂國家罪、煽動叛亂和顛覆國家罪。整個香港社會都感到惴惴不安，感受到威脅。23條立法敲響了警鐘，挑動了香港的神經。如果這個準憲法條款通過立法進入司法，警察就可以查封報館，新聞自由沒了；上街遊行，可能被檢控是煽動叛亂，遊行集會自由沒了。其結果就是，香港可以一夜之間，變得跟大陸沒什麼差別。香港人雖然普遍政治冷感，但這是香港社會的底線時分。從那時候開始，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發現，如果你再不理政治，政治壓迫就要來敲你的門了。

可是50萬人大遊行同樣也激起了北京的警惕。從此，北京的治港政策開始大轉彎，由被動放任開始轉入主動介入，北京開始有意識地部署一些政策，如推出陸客自由行。從這個大背景看自由行的推出，就會多一層不一樣的角度。暗戰一直在進行。

香港的政治光譜也從2003年開始重新排列組合。泛民主派在政改問題上內部出現分裂，還有從保衛皇后碼頭開始萌芽，到反高鐵、保衛菜園村聲勢逐漸壯大的新社運派（也稱本土進步派），此外，也出現了主張香港城邦自治、以臉書動員反大陸遊客的排外極右派（可稱為本土保守派）。甚至連親北京的建制派也出現分贓不均，吃相很難看。雖然北京給了2017普選特首和2020年立法會的時間表，但香港社會以及香港人對龐大而不知去向何方的中國大陸並沒有太大信心，因而困惑、迷茫、焦慮，然後逃離、掙扎、抗爭。政治光譜多元化，是民主化的必要準備。但在一國的框架下，作為特區的香港要民主，由很多溝通和互信的巨大成本。

問：這種對大陸的不信任，繼而是困惑、焦慮以及抗爭，反應在哪些方面？
比如香港人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死難者的維園燭光晚會，對艾未未、陳光誠、李旺陽等維權或異議人士的支持和遊行。首先自然是一種基本的人道主義 ，但更是同病相憐，覺得中國大陸跟自己息息相關，不可不為這些受害者站出來。經歷2003年的23條立法後，香港人更加感同身受。另外，香港媒體本身也是有關注中國大陸時局的傳統，香港報攤的政治八卦雜誌一直有不錯的銷路，這個傳統可以一路上溯到孫中山辦的《中國日報》，甚至是清末變法學者王韜在香港辦的第一份華文報紙《循環日報》。

問：你怎樣看香港的普選和民主之路？
普選雖然有了時間表，但民主之路非常艱難，主要是因為香港社會感受到越來越多的來自北京的干預，雙方都產生極強的不信任感。反國教運動就是很好的一例，12萬人包圍新政府總部，學生、家長和老師都走上街頭，反對國民教育的反洗腦課程，最後以梁振英政府擱置課程收場，可以說這是又一次民主的試煉。

現在很多香港人擔心普選很可能會變成高提名門檻的假普選。香港原有自由、法治等價值基礎，但民主，多年來則靠的是泛民主派在立法會內外的抗爭。香港普選的真正推動，恐怕要更多依靠香港民眾的覺醒。

問：香港人關注的本地社會運動有哪些？你覺得目前香港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香港本地的社會運動主要是近六、七年的事，人數並不多，近年人數越來越多，比如這次反國教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就是社運團體。去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影響到一群80、90後的香港年輕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在匯豐銀行總部差不多駐紮了將近一年。這在全球都很罕見。同時，香港本地的各種大大小小的NGO非常發達，國際性的、社區的、少數族群的，用細胞分裂的方式嘗試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是一個崇尚新自由主義的城市，因此最低工資、全民退休保障和醫療服務等福利問題，都越來越成為被公眾討論和爭議的話題。香港最大的社會問題，我想是貧富懸殊，這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都連續名列第一。貧富懸殊衍生一系列的問題，如房屋問題、老人問題，還有文化上的不平等性，而貧富分化難以解決的根源是本地產業的空洞化。

問：你覺得香港人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上矛盾嗎？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來不是大問題，歷史上他們並未排斥過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是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之後的事。在此前，香港是亞洲接收難民最多的城市，大部份香港人的父輩都來自中國大陸，在異鄉辛苦奮鬥。49年後的南來文人，把花果飄零的中國傳統文化帶來了香港。2003年之後，特別是近幾年民調出現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矛盾，也說明新一代的香港人有了不同的價值體系，奧運之後的經濟大國姿態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文明來支撐。當媒體報導毒奶粉事件後，為自己受害的孩子尋求賠償的爸爸趙連海卻被關押，這樣的新聞怎麼讓人對這個政府有認同。

問：作為一個來自大陸的媒體人，你可否描述下自己在香港生活工作的感覺？或者說，你之前對香港的認知和想像，以及生活多年之後的認知，有什麼變化？
我來香港五年半。2007年三月份來香港工作，剛好是香港回歸十週年。七月份時有很多大陸媒體來港採訪，作為早來幾個月的媒體人，我很高興地說了很多香港的好話。那個時候，對香港人和香港問題還不太理解。

不過我當時所觀察到的，至今覺得仍舊正確，那就是香港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混雜。混雜產生的多元文化、多種族平易共處，你在其他華人社會很難看到。你在尖沙咀的大街上隨時碰到不同膚色的人，在重慶大廈你也會看到很不一樣卻很頑強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有問題，如菲傭的居港權還沒有得到完全的照顧等等。

香港給我的最大想像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同樣可以擁有秩序，在香港我見到中國大陸所沒有的「自由的秩序」。而從香港的經驗來看，秩序的根基就是法治和市政治理。我特別好奇香港的歷史是如何一步一步由亂到治；我更好奇香港的未來，怎樣由自由走向民主。我希望可以見證。但就我從事的媒體行業來說，變化也在悄悄發生。香港的媒體和言論自由最近幾年受到很大挑戰，有形無形的干預之手出現了，自我審查也變得日益嚴重。

問：你認為陸客自由行給香港帶來的影響是什麼？正面和負面都說說看，目前台灣也放開自由行，香港經驗對台灣有什麼啟示？
「自由行」這個詞語也很值得深思。在經濟低迷時給香港經濟帶來了龐大的消費大軍，但配套的不足，讓原本的社會問題更加嚴重。比如樓價，原來已經很高，大陸富豪團通過自由行來港買房，把樓價再推上一層樓；比如香港孕婦的床位本來不夠，大陸孕婦通過自由行到香港生孩子，衝急症室，擠佔本地孕婦的資源，等等。香港人不高興是有足夠的理由，政府只想著推動經濟發展，但忽略了公共資源的承受能力。台灣可以從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