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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獨白

專訪溫洽溢:中國學派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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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翻譯《毛主義的誕生》的溫洽溢老師,目前在世新大學通識中心任教,溫老師的專長為中國近代史以及國際關係,因此特別專訪溫老師,在中共十八大權力交班之際,我們如何觀察中國意識型態的調整,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衛城莊瑞琳)

對於中國下一個世代的領導人,我們可以有的基本認識是,他們跟毛、鄧打天下時期的領導人不同,他們是技術官僚的性格,而且他們要面對的是,中國角色的轉變,以及馬列毛理論的限制。

然而理解中國十八大,不能只從權力接班的角度來看,重點是中共即將在十八大提出的政治報告,國防、外交與對臺關係等議題呈現什麼觀念,這才是中國大戰略的宣誓,關乎中國未來幾年的方向定調。

中國學派的話語權
如果要談中國目前與未來的思想與意識型態面貌,不能再把意識型態當作一種功能性的操控,而是要去探究背後更大的文化思想背景發生什麼改變,從二○○○年以來,美國也已經注意到中國知識菁英正在醞釀對國際關係、國際秩序的論述,有些官方支持的智庫正逐步成形,且對政策發生實質的影響力,於是我們會看到「天下」、「朝貢」等出現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論文中,甚至是研究荀子、孫子,汲取傳統,以建立所謂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論述。

在中國以棄絕封建傳統起家的中共,如今又回到傳統的懷抱之中,似乎是顯得有些弔詭,但實際來看中國意識型態的進展,就會發現這個現象一點都不奇怪、矛盾,如毛澤東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一直在挪用「西方」來的論述,進一步本土化,或加進地方元素,強調中國的主體性,這都是中國一貫的路線。
在目前這些學者中,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秦亞青(北京外交學院副院長)、趙汀陽(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等人的文章,都受到美國重視翻譯成英文,收錄在今年一月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的「China Orders the World」一書。其中,被認為是對臺鷹派的閰學通,被美方視作中方國際關係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個人的書「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去年已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中國思想的三階段演變
中國的文化、思想發展,如果從文革後開始觀察,進入八○年代的中國,在文革後呈現思想解放的狀態,被稱為「文化熱」,不僅全盤吸收西方思想如存在主義、詮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如李澤厚、甘陽),幾乎是囫圇吞棗,也引進了韋伯,韋伯的新教倫理解釋引發了對儒家文化圈的討論,造成國學熱(如杜維明)。這股文化熱到《河殤》到達了高潮,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形成了反挫與轉折,開始內省內縮。
伴隨著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與改革開放的路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認定中國在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應該發展經濟),同時也湧進新一波「後殖民」、「後學」的思潮,但這些思想的吸收,不僅沒有解構極權體制,反倒強化了自我認同,固化了民族主義,吸收西方思想批判西方文化(霸權),整體來說,這是在思考中國的主體性何在,中國的新左派如崔之元、劉康,對西方的現代性有很多批判。在需要「制度創新」的年代,也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新左派與後學的知識分子論戰多年的時期。

到了二○○一年後,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著經濟影響力的提升,開始面對走入世界,加上美國衰弱,以及國際秩序裡的敵視與戒心,中國崛起的議題也出現(二○○八年北京奧運則是象徵),中國必須對外界解釋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而這些都會反饋到知識菁英身上。

中國走出去的權力姿態
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在二○○二年十六大胡錦濤接班時,正式寫入五年計畫綱要裡,這不只是國際政治的意義,伴隨中國大量把觸角伸入非洲、中東、歐洲等地區,甚至買美國國債,中國就像八○年代日幣升值時期的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投資者(日本三菱一九八九年以十多億美元買下洛克菲勒中心,在美國造成日本威脅論),但這些都是它不熟悉的區域,它也必須面對這當中的風險與文化摩擦,它所展現的戰略與能源的布局企圖,有一種新殖民的味道,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一種很奇特的帝國主義,一方面它宣示不挑戰國際原則,但又是一種天下、朝貢的心態。

有關中國走出去的姿態,我們可以注意美國民主黨對中政策很重要的幕僚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分析,沈大偉之前是《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編輯,目前為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主任,他認為中國如今在國際舞臺已經跟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從非洲的礦場、西方的貨幣市場、中東的油田、南美的農業到東亞的工廠,中國的經濟觸角已遍布全球,然而中國的野心,不只是在經濟觸角、軍事力量或是文化(所謂軟實力),還有外交活動以及在全球主要機構的地位。

不過沈大偉並不是中國威脅論者,相反的,他認為中國的「全球勢力」是廣而不深,還不足以成為世界強權,在他看來,中國目前是「不完全的強權」(partial power)。

中國研究不足
臺灣對中國的研究與瞭解,可能還是偏重在經濟、政治或社會上,對於中國話語權的建構相對比較陌生,傳統的中國或大陸研究比較少處理思想、論述上的變化,而從日本這次處理釣魚台事件,更可推測日本的中國研究亦有不足,才有判斷失準的狀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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