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apple」一定是「蘋果」？字典說的，從小英文老師也這麼教我們。可是我的問題在於：最最一開始，那個定義「apple=蘋果」的人，他怎麼知道這個「字」是這個「意思」？

好，假設最可能的狀況是：古早古早，語言不通的兩國人碰面了，他們想……溝通，於是A國人一面指著蘋果、一面叫著apple；B國人於是認為「哦，apple應該就是蘋果的意思吧。」所以，我們現在的字典裡就會記著：apple=蘋果、orange=柳橙、banana=香蕉……可是，有沒有可能當時A國人的意思其實是「好紅的顏色」、或是「有點圓又不太圓的形狀」、或是「很好吃的水果」呢？

以上例子或許略顯粗糙，其實只是想表達一個簡單的概念：我們爭論不休的所謂真理？指的是說話者的意圖、還是解讀者的理解？是的，今天要討論的，是哲學；蘋果故事只是試圖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解釋20世紀初後結構主義大師「德希達」的解讀者中心理論。

殺人為什麼不對？大家都知道不對，可是每個人講出來的「為什麼」，卻未必能說服人。你有沒有想過，或許不是問題太難，是問的方式不對。如果這樣問呢：認為『殺人不對』，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實用主義的杜威，認為所謂人類的理性思考，純粹只是生存的工具罷了。所以一切只要用：把它當成工具可以有什麼幫助？的前提來思考，真理的討論就簡單多了。比如，假設沒有人說「殺人是不對的唷」，現實狀況會變成怎麼樣？會不會出現「不高興，就殺個人吧！」的心情，或是每天處於「不知道會不會被殺掉？」的恐懼呢？既然這樣，乾脆就把「殺人是不對的」變成「道德規定」，從小用教育灌輸這樣的觀念吧。

你覺得道德被工具化了嗎？還是認為這樣的道德「沒價值」？可是，所謂道德，本來就是依照社會需求而生，讓我們生活得更好的工具不是嗎？所以杜威的實用主義主張：如果相信A這件事對人類而言很有幫助，那麼無論A的真假如何，A，就是真理。

老實說，我想哲學可能是許多人都曾感興趣的科門，因為每個人小時候都有跟大人強詞奪理，或是我們覺得大人總是在強辭奪理的經驗吧？換個角度想，所謂哲學，某個程度好像有那一點點這樣的意味，所有哲學爭論的重點不就是：誰的理，能服人嗎？不過強詞奪理這種說法好像略失莊重，所以這位作者，「飲茶」選了個比較熱血/有趣的型式，「格鬥」！《史上最強哲學入門》，設計31位哲學家輪番上陣，為自己捍衛的真理拼命。

第一個登場的，是畢達哥拉斯。畢達哥拉斯的相對主義認為，所謂「價值觀」每個人都不同，沒什麼絕對的真理。在那個時代，地方文化差異頗大的情況下，相對主義論點比較有彈性，不過呢……這彈性也令人困擾。比如說：既然大家的真理都不同，也就不可能追求什麼「絕對的真理」，可是我們真的不用找出某種「所謂正確的東西」嗎？更實際點看，在這樣心態下的多數決是很危險了，沒有絕對的正確，很容易就變成：聽起來比較有道理的人贏的「愚眾政治」。所以，蘇格拉底上場了。他用自知無知的態度，向政治家們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希望能得出「絕對」的答案。

從古代思考國家論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現代提出「幸福的生活，需要什麼？」的馬克思；尋神救贖時代的伊比鳩魯、中世紀神學/哲學的論辯，到現代的尼采；或是牛頓跟柏克萊在討論存在是物體？還是知覺？

作者飲茶依哲學家關注主題分出四個回合：「真理的真理」、「國家的真理」、「神的真理」，跟「存在的真理」；每回合再分出「古代」、「近代」、「現代」；讓31位哲學家一個一個出場，每一位哲學家理論的出現，都是為了補充、解釋，或推翻質疑前者的理論。很理所當然？也的確有一個接一個挑戰上場的感覺；加上作者刻意的簡單說明，哲學家=格鬥者，好像也真有那麼個樣子了。

我想，大部分的人應該還是跟小時候一樣，都是喜歡強詞奪理的。為什麼，殺人是不對的？我們只是需要一個簡單不那麼嚴肅的說法，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