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當然是要給人讀的。可是我們都知道有些書其實不太在乎有沒有讀者，因為，這些書往往在完成當下就已經達到了它的使命。有些書的意義不在於閱讀，而在記錄、陳述或是披露。

老實說，我本來以為它們是屬於這類型的書籍：由中時專欄集結成的『我的小革命』系列。

我絕對肯定書中的每一個故事，甚至可以說是佩服，因為他們把每一個人都知道，且無庸置疑的價值，用自己的行動做了最好的詮釋。這些行動當然應該被記錄下來，只是，我不太確定該用怎樣的心情來閱讀這樣的一本書。你會知道有人很有夢想、有人很努力、有人很了不起，然後呢？闔上書，我們依然掉回庸碌混濁的世界，江國慶的誤判誰該負責、吳淑珍該不該發監服刑、菲律賓遣送人犯有沒有失當......我們用遙控器跟滑鼠控制這些價值在我們心裡的分量，因為大多數時候我們被生活所困；大部分的人，是不會革命的。

不過年假結束前，我翻開了書，小革命的第二本：《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老實說，大部分的故事背景都不怎麼美好：遊民、外籍配偶、人權、援外醫療、關懷目睹兒、八八風災、性自主權......他們講的都是沉重的事，可是讀著讀著，你會感覺到自己鼻子沉沉的，卻仍不自覺微微笑出來。我意識到因為有他們的革命，我們好像可以開始想像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比較美好的台灣。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一晚上八點，AI（國際特赦組織）台灣一組的成員會固定聚集在義光教會，根據英國總部提供資料進行跨國救援任務，救援所謂的「良心犯」。良心犯指的是「僅因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或特殊社會地位，沒有涉及或鼓吹暴力與仇恨，而遭到囚禁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他們做什麼？他們寫信。他們寫信給該國的政治人物、政府單位，也寫信安慰良心犯的家人。他們每個月至少寫信聲援3位良心犯，過去20年，台灣一組已經聲援超過700人次的各國良心犯。

1989年以前，台灣是受關懷國家，AI分會曾長期致函警備總部、蔣介石要求釋放彭明敏，也曾關心張學良、柏楊、王幸男、余登發、呂秀蓮、陳菊......1989年12月，台北一組成立。台灣，也開始可以關心別人。

尼泊爾鄉間有許多貧窮農民，一輩子沒錢上醫院。壢新醫院的許詩典帶了護士跟醫療器材，請纓上陣。他們太窮了，斷了腿可能會因為沒錢照X光最後導致截肢。對於援外醫療，偶而會有人質疑「為什麼不先救台灣人？」許詩典說：我們曾自問，從醫療資源的觀點看，台灣有什麼是我們能做的？答案很有限，因為台灣的醫療可近性很高；反觀尼泊爾等國家，他們極度缺乏醫療體系，而且他們的貧窮是無可奈何、無可選擇的。「畢竟，我們應該去更需要幫忙的地方。」

徐子凡顛覆一般人對書店老闆的印象，在永和一個小公園附近，建立了他自己的王國「果菱派客來」。獨立書店總讓人有浪漫不切實際的想像，不過最實際的是，他們提供社區的另一種連結，另一種服務。那關於賣書呢？「在這個混亂市場的縫隙裡，我們反而更有機會。」

何榮幸在編者序最後這麼寫到：
當功利主義成為顯學、現實路線變成王道之際，你（妳）們的燃燒熱情、追求理想，讓我們看見另一種忠於自己的生存方式。透過一則又一則的溫柔革命故事，我們試圖告訴讀者，顛覆主流是一種值得珍惜的進步價值，只要踏出勇敢的第一步，每個人都可能用顛覆主流的姿態主宰自己的人生。

一直有許多人，用他們不切實際的樂觀跟最實際的行動，完成了我們的夢想，或是夢想中的美好價值。而他們的生命態度展露的，不僅僅是一種價值或姿態，也是台灣公民社會的腳步。

他們讓我們聽到了台灣公民社會的腳步聲；所以藉此我們可以想像，自己也將走向更有希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