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倫敦已經峭寒，我初抵此地十五天，在攝政公園終於第一次見到小野洋子。
不是所有人都看見她如何入場。這是Frieze Art Fair為她舉辦的演說，開場便放映了幾天前才在冰島盛大落成、以藍儂之名建造的Imaging Peace Tower簡介短片，放映開始沒有多久，她從會場後方悄悄鑽進地毯裡，一路在毯下以誇張的肢體姿態緩慢爬行到台前、鑽出地毯，然後若無其事地拍拍衣服、整理頭髮、戴好綴有血紅飾條的軍帽，加入專注觀看影片的群眾。直到燈光亮起、短講結束，她也沒有對方才的行徑解釋一個字。在那之前我已毫無章法地繞行過這個數一數二的國際藝術市集，看了許多認識不認識、無數破壞與易感的作品，我的室友喬治告訴我，那裡頭流動著你完全無法想像的龐大金錢。疲憊地背著毫不純粹的所謂藝術走回演講廳，我想，不過就是要來見她一面。研究小野洋子那些年，跟著她的影子與回聲如跟隨一名底細永為謎面的吹笛人，我得見她一面。
我沒有辦法專心觀看那部看起來未免陳腐且令人害臊的短片，沒有辦法對一座架設在雷克雅維克海岸邊、像高譚市民呼喊蝙蝠俠那樣、向天空投射心願的光塔產生愛與和平的共鳴，沒有辦法直視那些已被重複放送的愛侶圖像，只能睜大眼睛目睹地毯底下那名或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日本女人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靠近我，又遠離。後來我在柏林聽溫德斯說過一個故事，他說自己與小野洋子有過一面之緣，小野洋子當時正在進行一個把自己關在麻袋裡度日的行為藝術，但開幕過後一日過去，再沒有人理會她。溫德斯一直在旁觀察，心想：這樣真的可以嗎？就決定坐在麻袋邊，想辦法送一些食物和水進去，兩人這樣說了一晚的話。
「我想，到現在她大概還不知道那個人是我。」溫德斯說。
「迫使他人行動」是小野洋子許多知名行為藝術作品的共同特點，這項特點在早期作品，比如〈Cut Piece〉（1965）之中格外強烈。她面無表情坐在台上，身旁放了一把剪刀，而後邀請觀眾依序上台剪去她身上的一片衣物，「若會場沒有一半的人無法忍受我的表演而起身離場，我的作品便失敗了。」她後來如此描述這件作品。她在受訪時曾經表達自己在作品進行中的極限經驗，她說感覺自己是一條被抓出水面丟在砧板上的魚，劇烈呼吸死命跳動，她內心絕望吶喊：「為何不快點殺了我？」，但沒有人聽得懂魚說話。
LennoNYC
約翰藍儂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一心想把藍儂納為自己人的紐約客們在中央公園進行了〈LennoNYC〉（2010）的公開放映，這部片記錄了藍儂從一九七一年移居紐約至一九八零年遭刺殺之間、與這座城市共譜的故事。我與朋友在長長的人龍裡等待入場，對於紐約人向藍儂坦白吐露的愛意感到驚訝不已，英國人太驕傲，不可能從事這種毫無轉化的公開告白。我不屬於任何一邊的愛慕者，而且已經在前週看過片子，只是懷著「或許可以在Dakota大廈前再見一次小野洋子」的心情，坐在據說有兩萬人到場的中央公園，聽黑暗中的愛侶們隨影片輕輕哼唱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my eyes can see。
小野洋子沒有出現，她為了那座和平燈塔又去了冰島。看著她為當晚放映事先錄製的致歉影片，想著自己身在紐約，我眼前浮現的是藍儂死去前幾個小時為滾石雜誌拍的封面：小野洋子散著黑髮躺在地上，藍儂裸體屈身，雙腳緊緊嵌住她，親吻她的臉頰。Annie Leibovitz這幅攝影幾乎總結了整個六十年代的喧譁和七十年代的混亂，它展現的是一整部追憶逝水年華式的優美龐雜情節的凝視，吶喊而又無聲，使所有奮力書寫的文字相形而成庸俗不堪的言情小說。「他已死去，他將死去」，無可挽救的時間穿越覆蓋這張相片，使人心碎。
John Lennon and Yoko Ono, Annie Leibovitz, 1980
我心中的約翰藍儂
那並非小野洋子經歷的第一次死亡。第一次婚姻告終之後她回到日本，體質無法適應日本社會的她被送進精神病院，直至她的第二任丈夫為愛飛到日本將她撈出；與約翰藍儂結婚之後，前夫帶走他們的八歲女兒不知去向，恢復聯繫時女兒已三十一歲，即將結婚；兩人關係的低潮時刻，藍儂在與她同行的派對裡和別的女人做愛，歡愛只隔了一扇門，所有人都聽得一清二楚。「她沒有去拍門咆哮，也沒有尖叫大哭，」在場的友人後來回憶：「她只是坐在角落裡，看起來非常悲傷。」
這些精神上的或者象徵性的死亡時光，某種程度使得她的作品在脫去或直接或媚俗或聰明絕頂的表象之後，在我看來都出於一種自毀的傾向，正如她那關於俎上魚的譬喻：「為何不快點殺了我？」。即使是近年溫馨到近乎一廂情願的〈Wish Tree〉（觀眾在她提供的紙籤上寫下自己的願望，並將紙籤掛上她裝置的一棵「許願樹」。）或者〈ONOCHORD〉（發給參與者一只手電筒，教參與者以燈光一閃、二閃、三閃的小野洋子燈語表達「我愛你」），背後展現的都是同一種偏執，是與自毀同等積極的自救策略。以各式古典的與進化的媒介，她生氣勃勃所從事的一切舉動：藝術、音樂、或者與亡夫相關的媒體操作，都期盼拉全世界的人一起下水，要跨越人我界線，要用他人劇烈的憎惡或愛慕一起拉住她。所有愛人與她心愛的品行都死去，她拿眾人目光把自己釘在展示架上活下來。
二零零七年秋天那場Frieze Art Fair的演說最後，小野洋子拿出一只粗胚花瓶，以錘擊碎，並邀請在場的觀眾上前取走其中一塊碎片。
「十年，」她平靜地說，「十年後我們一起拼回這只花瓶。」
我當場就笑了出來，這提議對我而言就像在紙片寫下願望並掛在樹上那樣不可思議地天真。
但仿若被下了咒語，我仍走上前排隊，帶走一片收進背包，回家拿一只透明圓罐將碎片妥貼收好。這圓罐在倫敦搬了幾次家，三年後和書籍膠卷衣毯漂流海上數月而後回到台灣，靜靜躺在我父母家頂樓的儲藏室現已五年。別過臉去，我和世界上所有不覺握著小野洋子靈魂一塊破片、各自死生愛怨千百次的人們一起等待。我們不願輕易承認的、那渴望完整的心，竟還與這倖活的巫女一起等待，注定不可能的、最初的一只粗胚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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