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a Walker（圖片提供/天下文化）
安．泰勒（Anne Tyler）
學著說再見
安．泰勒擅長書寫家庭，描寫人物和日常生活細膩深刻。她是美國藝術文學院的一員。曾任圖書館員，婚後定居於巴爾的摩，此地也成為她大部分作品的背景。《學著說再見》是她2012年完成的第19本作品。
Q1. 許多作品都討論過痛失摯愛這個主題，而《學著說再見》格外令人感動的很大原因是，您筆下的男主角艾倫有著與我們類似的弱點或性格缺陷，而更重要的是，您寬容對待這個角色，賦予他與讀者呼吸的空間，讓期盼已久的勇氣從日常生活中萌生。能否請您聊聊創作本書的靈感來源？
安．泰勒：小說情節的構思，總讓我剎費苦心，但這本書特別順利，幾乎是水到渠成。小說的第一句，彷彿有人在我耳邊低語：「我妻子死了，但她又回到我身邊。對我而言，這並不奇怪，最怪異的還是別人的反應。」起初，我不以為意。（光是這句話，要如何寫成一個故事？）但那不知來自何方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我有幾種缺陷。也許，我不該提。」他停了半晌，又說：「噢，我有一點結巴的毛病。」這時，我好奇了。當然，最困難的還是從這裡發展成一部小說。至少，這個奇妙的起頭讓我有了寫作的靈光。
Q2. 您曾提過，手邊有一個收集靈感的資料盒，您是如何將它用在寫作上的？
安．泰勒：我的資料盒裡的卡片亂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像是我聽來的對話、情節的假設、在超市看到一對很妙的夫妻、胡亂的夢……有些卡片應該已經放了30年。我在想我的小說要怎麼寫的時候，常把資料盒拿出來翻看。這時，某張卡片上寫的東西會突然讓我眼睛一亮。奇怪的是，之前我翻看過這張卡片幾十次，不曾特別留意。這張卡片讓我思緒聚焦，一連串新的想法隨之湧現。
Q3. 作為一位女性作家，書寫男性觀點時的挑戰為何？
安．泰勒：我不覺得男性觀點有什麼特別。然而，我倒是認為男性的行為和語言和女性有別。在我們的文化中，男性似乎無法自由自在地表露自己的感覺或是用情緒性的話語。因此，我讓書中的男性角色開口說話時，必須調整語調，那時我就覺得受到比較多的限制。反之，女性角色則讓我比較沒有顧忌。
Q4. 《學著說再見》一如您過去的作品，背景設定依然是在巴爾的摩，對您而言，這個城市的迷人之處是？
安．泰勒：巴爾的摩就像一塊迷人的族群拼布。波蘭人、義大利人、希臘人、俄國人、中上階級、勞動階層、黑人、白人……所有的社群比鄰而居，但還是有明顯的區隔，各自過各自的生活。然而，不同族裔的人還是不時會聚在一起，像是看球賽或是逛街頭市集。這時，我們好像第一次發現彼此的存在而覺得驚喜。
Q5. 您的作品皆是以日常生活為本，因此書中常有觸動人心的語句，平實卻很有力量，想必平時您對於周遭一定有很多的觀察，什麼樣的情景畫面最會觸動您呢？
安．泰勒：坦白說，我很愛偷聽別人說話。例如，我去看病，坐在候診室，總會無意間聽到別人交談。那些話語讓我好奇，我於是開始想像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我不曾刻畫真實人物，我小說中人物幾乎都來自於這樣的想像。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安．泰勒：這本書讓我學到很多，特別是人的行為會在無意間洩露一個人的內在。例如，我們可能會有一些不自覺的小動作。這些小動作往往會透露我們心中的不安、好勝心等。這就是小說家可以利用的捷徑，藉以表露一個角色內心的感覺，而不必大費周章地描寫。
Q7. 相信您現在正在撰寫第20部長篇小說作品《一捲藍線》（A Spool of Blue Thread），預計將會在何時出版呢？為何您宣布這是封筆之作？
安．泰勒：這本小說未必是我的封筆之作。其實，除了《一捲藍線》，我已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對我而言，人生至樂就是投身於創作的過程。我喜歡完全沉浸在寫作之中，看書中角色像有自己的生命般推動情節。這時，故事的開展就像行雲流水般自然。
雖然我覺得小說起頭難，但最痛苦的一刻，莫過於寫完最後一句，不得不放手，讓作品面世之時。我希望能寫一個大家族的故事，跨越多代，最好永遠也寫不完。此刻，《一捲藍線》的故事骨架已經差不多了，我準備好好寫個幾年，甚至就這樣一直寫下去。
Q8. 對您來說，一個好故事要具備什麼條件？
安．泰勒：我想，小說人物的性格最好複雜一點，有多層次的表現。如此一來，情節就能自然開展——當然，情節也是很重要的。我最喜歡看吊我胃口的書，為了知道接下來會如何，欲罷不能。
Q9. 如果可以，您會想與您筆下那位小說角色在現實生活中認識？
安．泰勒：我對《鄉愁小館的晚餐》中的以斯拉情有獨鍾。他是真正的好人，為人厚道、親切，我想遇見他的理由是，我想親自告訴他，我有多欣賞他。
〔安．泰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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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著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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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當我們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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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的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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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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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小館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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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uin 3 (Pre-int): The Accidental Tou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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