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林阿讓）
文學理論倒讀
——〈卷頭語〉，《文學理論倒讀》
黃湯姆並不存在。
這是一本虛構小說，黃湯姆是一個虛構的作者。黃湯姆是由電腦打字出來的、是新細明體、是印刷文字。在成為黃湯姆之前，他曾經有個不同的名字，這個名字伴隨他成長，他曾經以這個名字寫作、寫詩，賦予他一個詩人的姿態。「到最後你要抱持這個詩人的姿態去當兵、去出社會。所有後來的一切都是在受苦、不斷地分離，你怎麼辦呢？」坐在對面的作者說，「有黃湯姆的存在，可能好過一點。」
黃湯姆是面具，也是盾牌，可以受苦，可以受辱。那個明確的分界點來自於「當兵」，出社會後他發現這個方式還蠻好用的，如同一人分飾兩角。即使黃湯姆受傷了，躲在後面的那個真身，依舊完好無損。「這本書可能在處理這樣的問題，我自己也可能在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這種分離的狀態下，也代表你跟你的文學永遠分離，你不能去面對這些痛苦的經歷，只能不斷逃離。藉由寫作，不斷不斷地去逼近。」他說，「我在工作的時候只能用本名，那也是另一個痛苦的地方。在職場所寫作的東西，並不能真正代表我，但黃湯姆寫作的東西，是否真正代表我，這也是一個問號。後來我也常常分不清楚是哪一個，常常陷入人格分裂的狀態。」
他在2009年離職，那之前長時間在媒體工作，當過編輯、做過記者，得過金鼎獎。因為工作的緣故，已經中斷十年不去思考文學。繼續寫作對他來說多少有種報復的心態，帶著十萬字的稿件，他準備重返校園，想單純地當回一個學生，書裡的最後一篇其實就是申請研究所時的自傳。「建立一個完整的東西去打散，刪除掉，反覆重寫，反覆修改，十萬字被砍成三萬字，再寫成七萬字，最後調整到差不多的狀態。在打散重組的過程中，有些被捨棄了，有些被以其他的方式寫出來。」他說。是最當初的十萬字，但在過程中已經有什麼被抽換，被無可避免地取代了，這是他的文學，他的理論，他的畢業論文，他的小說，這是黃湯姆的《文學理論倒讀》。
「這本書的名字是它的姿態，在通路有它的姿態，在學院也有它的姿態。」他說，再度轉換角色，「如果用比較商業的角度來看，我會認為作者刻意取巧，遊走在一個邊緣地帶寫這樣的東西。有時候文學是在這種框架之外誕生的，它能夠被接受，也可能是在這種框架之外。」差一點點，書名就會變成《黃湯姆歷險記》或是其他更可口的名字，「我就開始耍賴打滾，就因為這本書很討厭，才有一點點機會。如果把它改得很可口，不一定競爭得贏別人。」那些念文學的，總受過文學理論的折磨。他想，如果來寫「倒讀」一定可以騙到很多文青。
「一開始想要搞笑、惡作劇，但後來就認真了，愈寫愈認真。」
（攝影/ 林阿讓）
「寫到最後我才發現，反覆不斷辯證的核心就是身分。」他出生的年代，剛好面臨臺灣轉變為工業化社會的過程，加上政府長期壓抑糧價，太多本來是農民的人，種稻不足以維持生活水準，他們會去打工、學手藝，慢慢地轉型，把地給賣掉了。家鄉改變景觀，土地急遽交易轉手，田野不復存在。
「這一代人他們到都市去，投入營造，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我也是在這現象裡長大的。國小開始挑磚、國中會砌磚、高中就覺得自己是個『師傅』，大學的時候發包的各個流程我都會，那是必然的經驗。」他補充，「書裡有很多段落，是在辯證我們跟勞動之間的關係。現代性的某個層面是，你跟生產資料被切割了，你是生產線上的小單元，你可以隨時被替換。利潤也不會回到你這邊，你領到的只夠讓你維持溫飽。這可能是現代社會憂鬱症這麼多的根源，因為生活方式徹底改變了。」而這也是文學必須要處理的問題，他舉卡夫卡為例，那些人跟工作、跟官僚體系之間的繁瑣，到了最後，人會變成什麼樣子？
工作帶來身分，帶來一個小格子，帶來一張識別證。「這種僱傭關係，讓你先跟你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相異化，最後跟你自己相異化。我可能會變成一個非常成功，但與家庭切割關係的人。」他說，「我用盡各種方式，避免再工作，避免受僱於人，避免再淪落到一個僱傭關係底下，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他想辦法讓自己上學，維持現階段的飽滿狀態，不斷地閱讀，偶爾筆記，在長達十年的創作停滯之後，現在自然而然地就有文字產出。又或許，如果有一天，黃同弘處理完那些分裂以及不健康，那黃湯姆就該回到虛構裡頭了。
（攝影/ 林阿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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