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賴小路 圖片提供/楊索）
楊索很慢。思酌慢，說話慢，也寫得慢。
惡之幸福
楊索只在寫自己的東西特別慢。回想擔任記者時，楊索不僅以犀利批判的筆風見長，遇上緊要關頭，速度也是一等一地驚人，曾在不到4小時的截稿壓力下，寫出九千多字的報導。「那是工作，因為版面就在那邊等你，不寫不行。」楊索說，「但是寫自己的，有時候從半夜一、兩點寫到天亮，連一篇都沒完成。」
記者時期的訓練，將楊索扎實地推上寫作之路，也將楊索推入一道在主流社會價值中，有別於她原生家庭的門。身為島內城鄉移民第二代，楊索從小就在永和的菜市場裡長大，成長記憶裡沒有一般家庭的安穩逸樂，滿滿都是不斷遷徙流轉的攤販人生，以及父母失和、貧困拮据的傷痕片段。許是排行老二的天生反骨作祟，楊索向來是9個兄弟姊妹中最會衝撞父母的那一個，也讓她自幼便與家庭愈形疏遠。15歲那年，當同年齡女孩們多數還在享受無憂的青春時，楊索毅然離家，去做女工、去幫傭、當小妹，一邊報名高中函授課程，為考學力鑑定層層闖關、去補習班偷偷聽課，最終成為一名關注社會底層與弱勢、執筆如刀的記者，跑起新聞來更有「索命娘子」之稱。她以勞力養活自己，以自學累積學識，一切只為擺脫臍帶的綑綁，打造自己的命運。
然而，看似跳脫原生階級的楊索，因著記者工作所帶來的經驗，反而對自己的人生根源，多出了一分探尋。「我在解嚴後進入報社，那時社運蓬勃、報禁開放，我們為了跑新聞早出晚歸，在火車站埋鍋造飯，生活很緊張。」楊索特別記得某個疲累的夜晚，她剛回到住處不久，半夜兩點多又被老闆叫回去待命；或者每天從中正紀念堂走到國父紀念館，不斷來來回回。「那時候當記者，感覺自己跟整個大時代是相互激盪的。」
在這樣的景況下，她竟不由得想起自己與父母，想起自己隱在血液裡，一路帶上的惡傷。
「我父母是那種典型的『鄉下人來台北』。他們沒有一技之長，只能靠擺路邊攤，努力在大城市裡生活，因為這是一個他們夢想自己會賺大錢的大城市，那是很有鄉下人特質的。」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這座夢想之城裡生存著、掙扎著，不論順流逆流，都是自己的渴望。「我本質上也是個鄉下人，我與我的父母親都有一種侷促性。」外在工作情境的衝激，加上內在屢屢騷動不安，讓楊索想要釐清自己與周遭、與家人的關係，從中反省自己的性格。「那時感覺很像一口水井，井滿了，水就要流出來了。我是在那樣的情緒下開始寫文章的。」
我那賭徒阿爸 (新版)
為了要把事情「寫出來」，楊索多了一些反覆思考斟酌的空間，也多了機會看清生活現實的無奈，過往所缺乏的體諒遂由之而生。「我對父母有過很深刻的怨懟與恨意，但當我自己走到這樣的年歲，回頭去看他們，才知道他們曾經可能也是很無助的。」有些人愈回視過往，愈是和家族愈走愈遠，楊索則是走了回來，她覺得那是她的幸運，也是她的幸福。
「記者工作讓我認識了這個社會的最底層，看到了人的限度跟無奈。」楊索認為，每一個這樣的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那個故事絕對不只是他自己，可能是一個家庭、一個階層、一整個城鄉移民的困境。「當我看到那麼多不同的社會層面，再回溯我父母的處境，我知道沒有什麼好怨懟了。在他們的狀態裡，也許他們已經盡力了。」話說至此，楊索只剩一句輕輕的喟歎，「回想我自己的二、三十歲，我也是非常荒唐的，可能很不負責任，做事情有頭無尾。每個人都要走過那樣的階段，只是恰巧我和我父母在生命裡面相遇了。」
當關係不再劍拔弩張，楊索不僅在父母手足身上看到那些她忽視的可愛之處，更切實地重新看見自己。「我有很長的一段年歲，覺得自己的心好像碎裂成粉，覺得再也沒有縫合的可能。」但當她再度伸手觸碰家族，得到的是完全的擁抱，於她而言成了一種救贖，心中枯萎多年的芽苗也再度綻放。「也許即使在我對他們有那麼深的恨的時候，他們的愛也依然在那裡吧。」生在人間，必會遭逢惡的洗禮。「惡是困厄，是一種痛苦，但它也許就是幸福的反面吧。」惡的存在，或許也是一盞燈，隱晦地照向愛的所在。
於是楊索在她的文字當中，沿襲她母親對她與對每個人的殷殷叮囑，向她的家人、她的讀者，以及她自己，這麼說著：「祝你健康，祝你青春美麗，祝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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