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曾說:「我一直覺得我的作品要比我的人生更有趣;遺憾的是,這世界似乎不這麼認為。」
對他而言,作品與人生的辯證關係有時候是作品改變人生。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歐美社會歡度情人節之際,伊朗最高領導人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對魯西迪下達誅殺令,理由是他前一年出版的第四部長篇小說《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其實「Verses」指的是「經文」,《古蘭經》中一段傳說中的爭議性經文)褻瀆伊斯蘭教與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他從此接受英國警方全天候保護,度過約莫十年戰戰兢兢的歲月。
但有時候是人生模仿作品。二〇二二年夏天,魯西迪第十五部長篇⼩說《勝利之城》(Victory City)殺青,進入出版社編輯後製作業。書中女主角潘帕・坎帕納(Pampa Kampana)是一位魔法師、先知、政治家與敘事詩人,一生反抗宗教狂熱與政治權力的鉗制、仇恨與排斥,追求一個更為平等、自由、開放的社會,幾乎可說是一位「女版魯西迪」(政治家部分除外)。潘帕・坎帕納晚年遭遇劇變,被一位幾近瘋狂的暴君指控「妖言惑眾」,以燒紅的鐵棒戳瞎雙眼。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魯西迪來到美國紐約州風景如畫的小鎮沙托克瓦(Chautauqua),為一場文學活動發表演講,一名黑衣男子突然衝上舞台,持刀朝他猛刺,短短二十七秒之內,他身中十多刀,其中一刀直直插入他的右眼。《勝利之城》最血腥、最恐怖的一幕在魯西迪的真實人生改編上演。
黑衣男子是因為《魔鬼詩篇》而動殺機(其實他只翻了幾頁)。儘管魯西迪遇襲兩個星期之前接受德國《亮點》(Stern)周刊專訪時才說:「現在我的生活相當正常。」儘管他早已不再需要安全人員保護,出入美國上層文化社交圈如魚得水。但是在三十三年又六個月之後,一個宗教暴君──何梅尼──下達的誅殺令終於追上了他。
魯西迪奇蹟般逃過死劫,復健到讓醫師嘖嘖稱奇的地步,當然右眼視力永遠救不回來了。先知、詩人似乎總難免要為自己預言的願景付出沉重的代價。養傷期間,《勝利之城》在二〇二三年二月順利問世。
《勝利之城》與現實的關係同樣耐人尋味。魯西迪曾說:「寫實主義傳統注定要淪入某種無止境的重複。」因此小說家「必須轉向非寫實主義(irrealism),找尋新的方式來透過謊言、趨近真相。」魯西迪本人以身作則,成為魔幻寫實(magical realism)、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大師,從《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魔鬼詩篇》、《佛羅倫斯女巫》(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到《吉訶德》(Quichotte)精彩迭出,《勝利之城》也一脈相承。
但「現實」又是極豐富的創作資源,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勝利之城》看似魔幻──女主角活了二百四十七歲且容顏幾乎不變,雄偉壯麗的城市從土地中升起,芸芸眾生的記憶來自先知的耳語,人物變形為飛鳥遠颺異國……但這部小說其實有很濃厚的「史實」成分。《午夜之子》奠基於一九四七年的印巴分治(Partition of India),《魔鬼詩篇》來往於現代與西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創立初期,《佛羅倫斯女巫》並置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與梅迪奇家族(House of Medici),都是人所熟知,《勝利之城》則帶領讀者來到一個比較陌生的時間與空間:西元一三三六年至一六四六年間雄踞印度次大陸南部的毗奢耶那伽羅帝國(Vijayanagara Empire),也就是小說中的毗斯納伽帝國(Bisnaga Empire)。
這個帝國得名於首都毗奢耶那伽羅,意思正是「勝利之城」,位於今日的漢匹(Hampi),部分遺址在一九八六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毗奢耶那伽羅是印度南部最後一個印度教帝國,歷經四個王朝,一五六五年的塔利科塔戰役(Battle of Talikota)被北方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五個蘇丹國(sultanate)聯軍重創,從此一崛不振,都城毗奢耶那伽羅遭到毀滅性破壞劫掠。英國史學家席威爾(Robert Sewell)《被遺忘的帝國》(A Forgotten Empire)如此形容「勝利之城」的末日:「毗奢耶那伽羅是世界史上被戰爭毀滅的最大一座城市,遭受摧殘之慘、之速實在是史無先例,令⼈不忍卒書。富庶、繁榮的毗奢耶那伽羅在旦夕之間化為烏有。」
「勝利之城」在1336-1565是毗奢耶那伽羅帝國的首都,位於今日的漢匹(Hampi)。(圖片來源 / wiki)
魯西迪多年前曾經實地走訪漢匹/毗奢耶那伽羅/毗斯納伽遺址,輔以自身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歷史學訓練,在《勝利之城》化身為一個不知名的敘事者,透過虛構的女主角潘帕・坎帕納與她虛構的梵文史詩《闍耶帕羅闍耶》(Jayaparajaya,意為《勝利與失敗》),融匯、重現毗奢耶那伽羅帝國的兩百多年興衰史,真實人物在魔幻情節中此起彼落(一部分改換了名號):帝國肇建者桑伽馬家族(Sangama)兄弟、功業鼎盛的克里希納提婆羅耶(Krishnadevaraya)、拖垮國運的羅摩・羅耶(Rama Raya)、印度教高僧毘德南耶(Madhava Vidyaranya,改名 Vidyasagar)、葡萄牙旅行家多明哥・努涅斯與費爾南・帕埃斯(Domingo Paes 與 Fernão Nunes 的姓名重組)……還有諸多印度教神祇與傳說人物現身,推動或見證了一個偉大帝國的成住壞空,帶來虛實搖曳、美好與殘酷與荒謬與諧謔兼而有之的奇特閱讀經驗。
對於如何處理歷史人物,魯西迪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專訪時表示:「毗奢耶那伽羅的肇建者正經八百地宣稱他們是月亮王朝(lunar dynasty)的後裔……這就像是宣稱『我來自阿基里斯(Achilles)家族或者亞加曼農(Agamemnon)家族。』所以我心想:好樣的,如果你們能這樣說,我就什麼都能寫。」
奇趣之外,《勝利之城》可能是魯西迪最具啟蒙主義精神的一部作品,他讓女主角潘帕・坎帕納兩度登上帝國攝政大位,有如化身為一位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 or philosopher queen),將她(與魯西迪)的理想與價值觀付諸實行,推動變革:性別平權、價值多元、信仰包容、政教分離、對外開放、鼓勵藝術文化、情欲自然流動。但是有理想並不等於天真,魯西迪也讓我們看到父權社會宗教與政治保守勢力的殘酷反撲。
其中又以宗教議題最耐人尋味。魯西迪出身一個世俗派穆斯林家庭,但早早就成為無神論者,在生命最黑暗的時刻──被追殺與遭刺殺──依然不改其志。《勝利之城》對印度教著墨甚深,除了神話與傳說天女散花,還有更深一層的批判與冀望,尤其是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關係。相較於《魔鬼詩篇》,《勝利之城》對伊斯蘭教要友善得多,儘管毗奢耶那伽羅/毗斯納伽最後是被穆斯林蘇丹國征服,小說中仍然強調宗教兼容並蓄的重要性。面對今日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打壓排斥穆斯林(視之為外來侵略者餘孽)不遺餘力的印度統治階層,魯西迪似乎想藉由《勝利之城》傳遞某種訊息。
諷刺的是,魯西迪差一點就死在一個狂熱無知的穆斯林手中。所幸《勝利之城》不像《闍耶帕羅闍耶》,沒有成為他的遺作。逃過死劫一年八個月之後,魯西迪的新書在二〇二四年四月問世,書名說明了一切:《刀:一樁謀殺未遂案的沉思錄》(Knife: Meditations After anAttempted Murder)。
一位作家的生命力不僅展現在身體的韌性與復原,更會展現為源源不絕、無可抑遏的寫作歷程,就像魯西迪筆下的潘帕・坎帕納,儘管最終形體灰飛煙滅,世人仍會讀到她滿懷信心的話語:「我如今已是虛無,只留下這座文字的城市/文字是唯一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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