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容許體罰的民情相當根深蒂固,管教與虐待的分界很容易變得模糊。起初當自己是在管教而打孩子的父母,不自覺地虐待起孩子,這種案例出奇的多。」
──佐藤青南《關於少女的殺人告白》(2011)
兒童虐待事件是日本平成時代以來的一大問題,雖然《兒童福利法》規定「發現虐待行為的任何人有義務通知兒童相談所」、「允許相談所職員不經監護人同意進入涉嫌虐待的家庭,帶走兒童進行暫時保護」,但這些條文卻很少被實踐。一般民眾普遍不知道,告發虐兒是自己的義務,相談所的人手不足,也很少主動進行現場調查。日本人注重隱私、將體罰視為管教、不干涉別人家務事的性格,亦無形中助長了家庭暴力。
2000年,日本立法《防止虐待兒童法》和後續的修訂後,成立了更多通報專線與相關兒福機構、加強相談所執行兒童保護的權力、針對不配合的虐待家庭處以罰金……在政府與媒體大力宣導下,通報案件從開始統計的1990年起,連續32年「成長」,2015年突破十萬件、疫情後的2020年突破二十萬件。2019年千葉縣野田市「小4生虐死案」更因相關負責人推卸責任的離譜態度,驚動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勸告日本政府應修法約束父母、教師的「體罰權」,並明確指出,日本因注重經濟競爭、教育格差,並非一個對兒童友好的國家──這對日本人來說是很尷尬的指控。
為什麼虐兒需要遏止?根據統計發現,有極高比例的虐待加害者與殺人犯,小時候便是家暴受害者,他們往往「繼承」了這份暴力,性格有所缺陷。在試圖反映現實的推理小說中,人的犯罪根源時常與虐待背景息息相關。包含東野圭吾《以前,我死去的家》(1994)、《白夜行》(1999)、天童荒太《永遠的仔》(1999)、中山七里《連續殺人鬼青蛙男》(2011)、葉真中顯《Blue》(2019)、湊佳苗《落日》(2019)等名作。宮部美幸也在科幻短篇集《再見的儀式》(2019)裡兩篇創作時間相隔十年的小說書寫了虐兒議題,她說:「這個現象十年來根本就沒有改善。」
大學期間榮獲「KADOKAWA電擊小說大賞」的靜岡縣作家松村涼哉,以「黑暗系」著稱,特別關注當代青少年的困境,與其他輕文學作家截然不同。雖然他沒有被分類在文學作家,著作都在輕文學文庫出版,但從2019年引爆SNS討論的第四部作品《15歲的恐佈分子》以來,其劇情深度、考究資料,儼然是標準的社會派推理,令筆者驚豔。2020年發表的《獻給活在監獄的你們》更是直指日本兒童福利安全網失能的精采小說。
六名高中生被關在一所位置偏遠的廢棄學校,他們彼此認識但不相熟。七年前,他們曾經在「兒童福祉司」的真鶴茜邀請下,來到這裡度過兩天愉快旅行。但煙火大會後發生了悲劇,茜從設施後面的懸崖墜落,警方最後以意外結案。
他們在即將高中畢業離開老家的此刻收到署名「茜」的信:「我知道你的祕密,請前往設施,證明自己七年前是清白的。」隨後他們被監禁在學校中,桌上的信寫著:「揪出殺了我的犯人。」少年少女必須藉由討論回溯記憶,推理出可能的動機與案情,而他們逐漸發現,彼此都在說謊、隱瞞一部分的事實……
除了茜的親妹真鶴美彌以外,其他人都是茜生前曾在「兒童相談所」處理的個案。古谷櫻介不時被精神有狀況的父親關在陽台;打架慣犯福永律在9歲就將同儕打到骨折;手塚佳音小小年紀就順手牽羊;武井周吾出身單親無撫養能力的垃圾屋;越智藍理的父母終日爭吵……他們的共同點是受到原生家庭不同定義的虐待後,獲得茜的幫助,將這位親切的姊姊視為恩人。然而,當中肯定有人說謊,造成茜的死亡。而將他們監禁起來的第七人又是誰?為什麼在七年後、當事者都已經記憶淡去的情況下才採用如此強行手段?
在封閉空間中,針對殺人事件探討誰是幕後黑手,懷疑那個人就藏身在這裡,但彼此卻都在說謊的唇槍舌戰,《獻給活在監獄的你們》儼然是晚了一年發表的淺倉秋成暢銷神作《六個說謊的大學生》(2021)的高中生版,同樣有著劇情扎實又刺激的「六個說謊的高中生」。隨著眾人的證詞,讓讀者感覺嫌犯不斷變換人選,但作者不忘藉由角色之口強調:「這不是狼人遊戲,不能基於自身主觀指出犯人。」顯見作者創作虐兒議題時秉持的嚴肅心態。
《獻給活在監獄的你們》以輕文學的體裁,承載了沉重又尖銳的社會問題:制度。關鍵在於,惡人被殺並不稀罕,但真鶴茜明明是公認的「好人」,卻遭到憎恨而受害,這可能是現代化國家最大的悲哀。柚月裕子《帕累托的誤算》(2014)裡充滿熱情的社工被殺、中山七里《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2018)裡審批生活保護補助金的公務員之死,都指出:立意良善的社福制度,因各種實行上的扭曲亂象,引發無可奈何的悲劇,受害者往往是慘遭遷怒,犯罪者真正要復仇的,是那巨大、名為日本的罪惡。這本《獻給活在監獄的你們》則將青少年置於對抗大人、報復社會的主體。
櫻介、律這些大人眼中的「問題兒童」,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壞孩子」,究竟是被逼到什麼地步,導致誤入歧途?作者以「監獄」比喻受虐兒的處境,那是一種寂寥與窒息感。櫻介等人出生在同一所集合住宅(團地),建於70年代的住宅構成一個圓形,設有超市、公園、郵局等日常所需,但如今已經破敗。居民不再守望相助,冷眼說八卦。無論是茜的身亡、或更早之前10歲女孩井中澪的墜樓事故,居民盛裝打扮在記者面前造謠,懷疑幼小的櫻介等人是殺人兇手。
虐兒案件會持續發生,其中一個主因是鄰居的冷漠。對曾活在痛苦中的櫻介他們來說,集合住宅宛如監獄,無處可逃,找不到援手,學校教師有時候甚至成為另一個加害者。最終讀者會發現,即便擺脫原生家庭,曾被整個共犯結構加害的孩子,心裡的傷仍存在,背負「虐待監獄」的詛咒長大。當心中的傷痕沒能被治癒,就容易出問題。想要拯救人心的「兒童福祉司」,就是如此艱難的工作。
比起受虐兒,不為人知的是同樣被逼上絕路的兒童福祉司們(這是松村涼哉在小說中犀利痛陳的)。簡言之,《防止虐待兒童法》的推動,判斷是否虐待的基準改變了,「心理虐待或放棄養育也是虐兒」的觀念普及後,導致兒童相談所的通報案件暴增,幾起重大虐兒命案讓官員要求相談所務必「積極介入」有問題的家庭。但是,福祉司的人數、暫時庇護所與養護設施都遠遠不足以應付暴增的個案,因而衍生更多問題,成為上述立意良善卻失能的社福制度之一。
目前繁體出版品中,描寫日本兒福安全網破洞最出色的小說《關於少女的殺人告白》(2011年「這本推理小說真厲害」優秀賞得主),可讀到許多至今仍未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相談所職員大部分來自「地方公務員」而非專門考試,對於並不以「服務」工作為志向的人來說,派至此處完全是災難,只求無功無過,很難要他們積極面對受虐兒。
另外,法律雖賦予福祉司能不經監護人同意,將小孩帶出以保護隔離;也規定相談所接獲通報後,要在48小時內與個案接觸。卻未給予相談所相關的安全保障,厚生勞動省統計,相談所職員有七成受到監護人暴力相向。曾經也有實際情況是他們誤判孩子受虐而強制介入,因此吃上官司。若遇到孩子本身並不想與父母分開的情況,也可能遭來雙方怨恨惹上麻煩,是份具有危險性的苦差事。《關於少女的殺人告白》中,專員如此告白:「我們在漏洞百出的制度中,在世人漠不關心和袖手旁觀的態度下,卯足了全力在做事呢。」同樣地,《獻給活在監獄的你們》藉由一名福祉司職員之死提出控訴,這部內涵並不「輕」的輕文學兼具娛樂性與意外性,但兇手是誰卻不是那麼重要,松村涼哉真正關注的是:青少年為什麼會做出這個沒有明天的選擇?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防止他們走上這條路?
2021年NHK專題報導指出 ,即使內閣已經要求提升兒童福祉司的人數,每三萬人需配置一名專員(十年前是每五至八萬人才配置一人),全日本仍有78%的地方政府未達標準。不可能所有受虐兒都能如同小說主角打破「監獄」,勇敢迎接新的未來。有識之士呼籲,政府增加福祉司人數時,更需要提供專業的培訓、安心的環境與相稱的薪酬,讓第一線公務員更無後顧之憂、更將這份工作視為職志,肩負起孩童生命的重擔。而總是站在青少年身旁的松村涼哉,亦是其中一名聲嘶力竭的發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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