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提供：八旗文化
2024年1月11日適逢總統大選前的週四晚間，八旗在聯經書房為劉宗坤先生的新書《為幸褔而生》，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新書分享會，會中也邀請了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助研究員陳禹仲與談。
宗坤先生出身山東濟南，求學期間在北京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接著赴美攻讀法學，並拿到了律師執照，此後就在美國當執業律師，一當就是超過了二十個年頭。為什麼會想寫這本書呢？作者的回答是跟他一位朋友有關，這位朋友在密西根大學教書，並在某家報社供稿寫專欄，立場算是自由派。由於這位朋友想寫有關德州跟墨西哥邊境的移民問題，作者就很熱情的邀請他來德州收集資料。
剛下飛機，踏上德州的土地不久，這位朋友就問了作者一個問題：「你在這裡有感受到歧視嗎？」當下，作者覺得非常奇怪，回問說：「為什麼你會覺得我被歧視。」這位朋友很自然的回答，他認為南方就是充滿歧視的地方，作者的皮膚是黃的，當然會被歧視。但事實上，作者認為自己在北方居住時其實更受歧視，北方人往往又用某種有色眼鏡去看南方，認為南方人就是滿滿的歧視，都是川普的粉絲，如果不是川粉，還會被認為不是「真正的南方人」。從這份疑惑出發，作者深感自己在德州生活、執業了十數年，觀察到許多細微的美國文化底蘊，南北方存在的差異，黑白種族的矛盾，也看了大量的法院庭辯資料，而寫出《為幸福而生》這本書。
作者劉宗坤、對談人陳禹仲
接下來，作者主要聚焦在兩個著名案件，一個是前年才剛被推翻，跟女性墮胎權有關的「羅伊訴韋德案」，第二個也是去年夏天才剛判決成立，有關「平權措施」的「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案」，簡稱「哈佛案」。作者在收集大量的法庭案件後，發現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律師處理的，例如說羅伊案的兩位負責律師，都是法學院剛畢業不久的菜鳥律師，會接下這份案件是因為沒人想接這種吃力不討好、又不賺錢的案子。原告或被告也大多是籍籍無名的小人物，例如說參與哈佛案的原告，大部分都是沒考上哈佛或其他好大學生的小人物。也因為如此，作者認為許多民權法案推動的起點，其實都是一些非常個人性的理由，例如說懷孕的女孩想墮胎，相愛的黑人白人想結婚，或是年幼的亞裔孩子想上學。我們如果從後世的角度來看，會發現這群人想追尋如此個人的幸福，卻推動了影響歷史深遠的民權法案。
羅伊案的背景發生在墮胎尚未完全合法化的美國，在當時，德州想墮胎的女性只有三個法子可以墮胎，一是搭飛機去墮胎合法的州墮胎，例如說加州，第二個方法是跨越邊境到墨西哥去胎，第三個方法就是找地下診所處理。羅伊案的主角「羅伊」是位想墮胎年輕女性，由於社會經濟條件較差，她唯一能走的路只有第三條路，也就是去危險、非法、可能會傷害女性身體的地下診所墮胎。作者在分享會中也談了兩位年輕律師的故事，這兩位年輕律師都是法學院剛畢業的新鮮人，外向、台風穩健的莎拉．威丁頓大學時也曾經到墨西哥墮過胎，在威丁頓的回憶錄中曾提到，「在我的靈魂深處也是為了自己去打這場官司」。內向、個性比較閉俗的琳達．考菲也有她的故事，在民風傳統僵固、性別歧視的南方，考菲花了許多工夫才拿到法學院的學位，但畢業後卻沒有律師事務所願意聘請她，只因為她是個女性。沒有工作的考菲就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漢堡店打零工。
作者認為，在五十年前，在民風傳統的德州要打墮胎權的官司，實在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兩位年輕律師不僅初生之犢不畏虎，也更因為沒有成名的律師願意接這個案子。很讓人意外的，這兩位律師帶著原告羅伊，一層層的往上打官司，打到了全美國級別的最高法院，最後也順利贏得了這場訴訟。作者在此處繼續提到，威丁頓跟考菲雖然打贏了羅伊案，也成為全國媒體的焦點，但兩人的境遇卻也自此走上不同的路。外向的威丁頓一路從政，歷任德州眾議員、美國農業部法律顧問、卡特總統的助理，前幾年威丁頓過世時，更是德州當地的大事。內向的考菲晚景卻不太好，1989年她被控告詐領律師費，最後雖然宣判無罪，但也傷了她的律師招牌。2001年她關掉了在達拉斯的律師事務所，窩居在某個德州小鎮，靠微薄的退休金跟政府發的食物券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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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完羅伊案的故事背景後，與談人陳博士也討論了本案的一些理論細節。陳博士認為，羅伊案真正定義上應該是要保護女性的「隱私權」，而非「墮胎權」，因為定義上原告方認為墮胎是女性應有的隱私權，這受到美國憲法保障。再者，當我們討論羅伊案的成立與廢除時，要注意的是羅伊案雖然遭到廢除，但不太代表美國聯邦政府不保障墮胎權，而應該是美國聯邦政府沒有立場去干涉各州立法，今天羅伊案被廢除了，其實是美國把能不能墮胎，該如何立法的問題，返回到各州自己去處理，中央不下指導棋。
哈佛案則是分享會提到的第二個案子，全名是「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案」。這個案子源自一個在德州休士頓活動的社團，這群人的出發點認為，他們這些落榜生之所以沒有被明星大學錄取，都是因為這些學校以「平權」為名，分配了一定比例給有色人種入學，而間接造成他們無法入學。哈佛案之所有名，跟「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這個組織的發起人愛德華．布魯姆很有關係，他是美國很有名的訟棍，到處尋找適合的原告來玩他的訴訟官司，哈佛案就挑了許多成績優秀但差一點點無法進入哈佛，家中又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華人父母的家庭，可能只有這些家庭才這麼執著子女能不能進名校。
最終，本案也順利成案，法官判定諸如哈佛這些學校，不能以「種族身分」來審核考生是否能夠入學。許多自由派的媒體或名嘴在本案發布之後，隨即出來砲轟這是在傷害美國多年來種族平權政策，是在開倒車，但作者特別點出，我們要留意以「種族身分」來當作唯一的評估方式是很有問題的，作者舉了黑人為例，有社經地位高的黑人，也有社經地位低的黑人，社經地位已經讓這群黑人有更好的立基點可以考取好學校，又怎麼可以因為他們的黑人身分而有更大的優勢呢？因此，作者提到有許多評論家認為，本案更該看重的是哈佛大學大量錄取過往的校友跟有錢人入學，這才是嚴重的問題。據作者提到，哈佛大學中有八成以上都是富家子弟，有錢人跟窮人的比例是23:1，若我們仔細考慮，哈佛真正的問題不是黑人跟白人，而是有錢人跟窮人，問題應該是哈佛在錄取學生時，應該綜合考量學生的身分，給予窮人家更多的機會。
在最後的環節，由於有讀者提問在美華人的一些民族性問題，作者也提出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思考，他認為美國人重視的是一種在秩序下的個人主義，意思是個人主義仍有其疆界，不能逾矩；反之，他認為在美國的華人重視的一種在秩序外的個人主義，意思是只要我們自己過得好，至於是不是有利於他人，是不是能增進群體的利益，就不是這些在美華人在意的事情。我們常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美國人都很個人主義，只要我想要有什麼不可以，認為華人都很集體主義，傳統文化限縮了許多華人的個體發展性。但就作者劉宗坤先生的觀察，他認為美國人雖崇尚個人主義，卻不會傷到群體的利益，華人雖然活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中，卻變得更自私自利。你我的身邊是不是都有這樣的人存在呢？
為幸福而生：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權利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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