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殘暴的歐洲史與發生在東亞的許多關鍵事件密不可分。重構共產主義的歷史，一來要靠釐清各種數字，二來必須讓個人浮上檯面。在此我想要開始這項雙重的任務：呈現出令人髮指的苦難經歷，並且強調所有遇害者的個體性。」
——提摩希．史奈德
▌史奈德的創舉與義舉
剛接到《血色大地》（Bloodlands）的翻譯工作時，由於多年前我曾翻譯過根據納粹意識形態大師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日記寫成的《惡魔日記》（The Devil's Diary）一書，原本以為已經對「猶太大屠殺」（Holocaust）這個主題已經很熟悉。但在完成翻譯工作的這個當下，我卻很想借用《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兼節目主持人麥可．薩維奇（Michael Savage）的話來跟大家說：「我以為自己已經看透、聽遍有關這個主題的一切，但我錯了。」
惡魔日記：讓希特勒成為希特勒的惡魔，他的日記消失了半個多世紀後，如何重新被發現，以及其意義。
《血色大地》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是耶魯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東歐現代史。史奈德精通十種歐洲語言，所以他能夠大量徵引存放於十幾處的檔案資料（這些文字都只能透過原文閱讀，沒有英文譯文），從各種觀點來重構納粹與蘇聯大屠殺的歷史——最重要的創舉與義舉，莫過於讓受害者的聲音能夠在湮滅於歷史八十年後重新讓世人聽見。特別是大家比較陌生的蘇聯大屠殺，因為是由被稱為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國安機關執行，既隱密又有效率，一切作為都有條不紊，所以過去長久以來都被相關的歷史研究忽略。但史奈德花了很多心力，透過種種證據還原歷史的真相。
最明顯的例子是蘇聯與德國聯手侵略波蘭後，有兩萬多名波蘭的軍官、政治菁英、知識分子、世家成員慘遭內務人民委員部祕密處決，地點就在蘇聯境內斯摩棱斯克（Smolensk）西方不遠處的卡廷森林（Katyn）。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豈料竟於1943年4月遭入侵蘇聯的德國人發現，且被納粹政府拿來大做文章。不過，後來因為納粹戰敗、英美兩國又不敢得罪盟國蘇聯，只能接受史達林把卡廷森林大屠殺的大罪甩鍋給納粹德國的謊言。史奈德在書中詳述此案，究責的意味非常明顯。
就是因為秉持著這種「不容青史盡成灰」的治史精神，史奈德在「以受害者的地理分布為依歸」來書寫「血色大地」的歷史時，也特別在意一些揭發慘劇的前人：例如英國記者葛瑞斯．瓊斯（Gareth Jones），他早在1930年代烏克蘭大饑荒之初就把事件向蘇聯以外世界披露。還有紅軍隨軍記者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他在1944年8月初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發現「死亡工廠」（納粹用來屠殺猶太人的營區）受害者遺跡，包括華沙與維也納兒童的幾張照片、一件烏克蘭刺繡作品與一袋頭髮──內有金髮與黑髮。我們或許可以說，史奈德就是在繼承這些前人的衣缽，試圖還原血色大地在當年的真實樣貌：不僅遭納粹摧殘，更受到共產蘇聯的蹂躪。
▌尊重還原的精神：與空間相關的翻譯問題
顧名思義，這本書探討的主要是一千四百萬歐洲民眾在「血色大地」上遭希特勒與史達林蓄意害死或殘殺的可怕歷史：他們或許遭史達林故意餓死（三百萬烏克蘭人）、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槍斃（主要是慘遭「大清洗」的波蘭裔、猶太裔等少數族裔蘇聯人）、在戰俘營中被德軍故意餓死（巴巴羅薩行動中遭德軍擄獲的三百多萬紅軍官兵），另有兩百六十萬猶太人是在納粹設計出來的「死亡工廠」或「毒氣廂型車」裡因為吸入過多一氧化碳而慘死——而在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這個最有名的「死亡工廠」，納粹使用的殺人毒氣居然是一種殺蟲劑：別名「齊克隆B」的氰化氫。
史奈德將這個位於現在所謂「中東歐」地區，由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國家構成，語言、文化、血統、宗教等各種元素混雜的這片地區命名為Bloodlands。我在翻譯這個詞彙時，自然而然想到烏克蘭的千里沃土，想到波蘭東部與俄羅斯西部的廣袤平原，因此取其遼闊的空間感意象，將其翻譯為「血色大地」。
《猶太前進報》（The Jewish Forward）曾經評論道，《血色大地》「提供了另一種時間與地理的框架，讓我們得以用全新的眼光看待那些歷史事件。」除了「血色大地」，史奈德書中還特別強調了另一個能夠同時象徵納粹與蘇聯暴政的詞彙：「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線」（Molotov-Ribbentrop line）。納粹與蘇聯以此為界，瓜分了夾在中間的波蘭、波羅的海等國家。莫洛托夫與里賓特洛甫分別是兩大獨裁政權的外交首長，也代表著兩大獨裁者野心的延伸。在二戰期間，這條疆界兩側的土地數度易主，甚至也決定了戰後許多東歐國家的命運。
左：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1890-1986）。右：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1893-1946）。（圖片來源 / wiki）
當然，為了簡潔扼要起見，我也是可以將這條疆界翻譯為「德蘇邊界」，因為德蘇兩國在瓜分波蘭後曾經簽署《德蘇友好合作和邊界劃定條約》（The German-Soviet Boundary and Friendship Treaty）。不過，考慮到史奈德特別強調：「我選擇使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線』，雖然比較拗口，卻有助於我們看出這塊歐洲地區在二戰期間被先後占領三次：先被蘇聯入侵，再被德國占領，然後被蘇聯吞噬。」所以在翻譯上，我選擇尊重作者的意圖，採取直譯策略。
史奈德書中所用的另一個詞彙是death factory，我選擇直譯為「死亡工廠」。這個詞彙是作者為納粹德國轄下六大「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s）所取的別號，這類營地與大家原本認知中的「集中營」非常不同，裡面沒有骨瘦如柴的奴工，沒有「勞動至死」，只有死。它們位於貝烏熱茨（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海烏姆諾（Chełmno）、特雷布林卡、奧斯威辛、馬伊達內克（Majdanek），都坐落在離城市不遠的郊區，有鐵道可供火車抵達，而且全部位在今天的波蘭境內。猶太人像牛羊般被趕上火車，連姓名登記的程序都免了，載往這些「死亡工廠」後，他們「遭剝奪財物，接著連衣服也剝掉，如果是女人，到最後連頭髮也不保」。直譯為「死亡工廠」，雖然乍看之下感覺奇怪，但我想要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運用簡單技術就能將處決猶太人的程序加快的工廠式手法，迅速而有效率，毫不留情。
這種屠殺手段不需要多進步的現代高科技，用史奈德的說法就是：「僅憑內燃機、鐵路、槍枝、殺蟲劑與有刺鐵絲網即足矣」。（相較之下，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手法更是堪稱簡單粗暴，有時候子彈不夠用，他們會強迫受害者排排坐，幾個人的頭排成一列，如此一來只要一顆子彈即足矣。）
▌把數字還原為姓名，將被奪走的人性還給受害者
乍看之下，史奈德在這本書裡面似乎特別執著於各種數字，書末甚至還有一篇長達六頁的附錄名為〈數值與用語〉。不過，一如本文開頭所引用的作者雋語，要還原血色大地的可怕歷史，「釐清數字」與「讓個人浮上檯面」其實同等重要。我們切莫忘記史奈德在本書前言就開宗明義強調：「受害者的人數實在太多，多到讓我們感覺不到他們的個體性。」為此他特別引用俄國女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的詩句：「我想一一呼喚你們的姓名，但名單／已遭刪去，沒有他處可以查找。」可見史奈德念茲在茲的還是每位被害者的個體性，所以他在書中才會寫道：「每一個人的死法都有所不同，因為大家的人生都不一樣。」在這方面，英國《衛報》的書評似乎最能抓住本書的精髓：「死亡人數實在太多，死狀實在太慘，讓人悲傷到最後有可能會麻木。但史奈德身兼傑出作家與偉大學者很清楚這一點。他叫我們不要糾結在那些龐大的數字上。」
以死亡人數高達一百萬人的列寧格勒圍城戰為例，史奈德特別找到一篇由城裡11歲小女孩塔妮雅．沙維契娃（Tania Savicheva）所寫的日記。與猶太女孩大屠殺書寫經典《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相較，塔妮雅的文字數量當然視為不足道，但我想同樣足以震驚世人：
塔妮雅熬過了列寧格勒圍城戰，但終究沒能倖免，戰役結束半年後還是在1944年7月因結核病死去。
史奈德也用同樣筆法來描寫烏克蘭的農民。他們被貼上「富農」的標籤，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就陸續被遣送到古拉格勞改營，更在1930年代初大批死於史達林刻意製造的人為大饑荒（獨裁者為了推動「五年計畫」，將農民的收成全數奪走，銷往海外換取資金）。當時就出現一首令人聽來心驚膽跳的哀歌：
索洛夫基（Solovki）是位於北極海上某個小島的勞改營。史奈德寫道：「對於烏克蘭農夫來講，位於異地的索洛夫基就代表離鄉背井、遭放逐海外的痛苦經驗，人格遭到輾壓。」這又是史奈德從受害者觀點寫史的另一個例證：面對殘暴政權，烏克蘭人借用這首哀歌來為自己保留最後的一絲人性，把最深刻的恐懼表達出來，以免自己的聲音連同性命一同湮滅於歷史。
▌從史達林到普丁，獨裁野心仍然籠罩血色大地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丁以「去納粹化、去軍事化」為藉口揮軍攻打烏克蘭，戰事持續迄今已達數十日。普丁聲稱，他採取的「特別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那些他所謂「被烏克蘭政府欺壓和種族滅絕的［烏東親俄］人民」。當然，他絕對沒有意識到這番說詞有多荒謬——他所攻擊的國家之總統，正是一位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孫子。無論普丁如何施展話術，為自己的侵略行動辯護，都改變不了當年曾有三百多萬烏克蘭人遭史達林餓死、一百多萬猶太裔烏克蘭人遭納粹親衛隊所屬的「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槍斃的錚錚史實。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二十世紀的烏克蘭人始終都是蘇聯暴政下的受害者。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紀，他們也只是一個想要保持國家獨立性的勇敢民族。
說到底，普丁的軍事行動不僅是過去八年來俄烏戰爭的延續，相當程度更反映出他對於北約東擴的恐懼。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血色大地》與1930年代的史達林：他當年也是因為對於德國、波蘭、日本三國結盟懷抱著難以忘卻的畏懼情結，才會把國內的波蘭裔、烏克蘭裔等少數族群鎖定為大清洗（Great Terror）的對象。而且，如同史奈德指出的，「對史達林來講烏克蘭是蘇聯的『堡壘』，對希特勒而言則是『麵包籃』。」希特勒入侵蘇聯的終極目標是為了讓德國農民能夠殖民烏克蘭，讓他的第三帝國獲得穩定的糧食來源，不須畏懼大英帝國皇家海軍的海上封鎖；而對於史達林來講，烏克蘭除了是蘇聯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能夠阻擋西方國家往東侵略擴張的重要緩衝，在他心中自然有不可動搖的重要性。二戰結束後，史達林會堅持要拿回「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線」以東、原屬於戰前波蘭的土地，也正反映出他這一貫的思考模式與心態。看來，普丁從史達林那邊所承繼的不只是大獨裁者的行事風格，也不只是一個以大俄羅斯為主體的龐大帝國，還包括對待烏克蘭的同樣態度。
翻譯《血色大地》一書，宛如走過一趟東歐的死蔭之路，見證波蘭、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夾縫中求生存的國家，最為慘痛的一段過去。同時也是意外地以古鑑今，理解到二十一世紀獨裁者的野心，至今仍籠罩在當年的血色大地，使東歐人遲遲無法享有安居樂業的餘裕。
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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