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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亦絢:讓幸運兒挨一記悶棍──讀懸疑小說《榆樹下的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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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2017坎城金棕櫚獎頒給了抓狂美術館。還記得影片裡,兩個操刀「炸小孩影片」以吸睛的新媒體行銷人嗎?在榆樹下的骷髏裡,我們首先就會遇到與他們「靈魂多少相通」,但小咖一點的人物——他名叫托比,在畫廊擔任行銷公關。他的畫廊老闆理查德知道「需要弄個推特,卻不大清楚那是什麼」。

相反地,托比懂得在推特「開一堆假帳號」,分飾多人炒熱編出來的故事,餵養媒體,並使追蹤人數暴增。

抓狂美術館 DVD(The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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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樹下的骷髏

榆樹下的骷髏


不推特與推特世代的差異,並不只在技術使用,對於基本道德的認知也不同。當畫廊的騙局露餡時,一開始被蒙在鼓裡的理查德暴怒。托比在後來見他前,考慮的是如何用衣服「打扮」出「嚴肅、後悔、想工作」的「心情」——托比是一種典型,是心中不折不扣地只有「危機處理」而無「是非對錯」的「操盤人」,他虛無且反動地掌控議題,想著「要是這群弱勢青年藝術家裡頭有人是敘利亞難民,而且還是跨性別,那就更好宣傳了」——每個時代都有隨波逐流又如魚得水的「新貴」或「時代寵兒」,他們令人深感興趣。因為要研究社會的新症候新犯罪,不研究他們不行。


從「快樂的敘述者」到「失去優越性」的敘述者

托比是主述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的輕浮令人不安,但他的自得其樂也帶來愉悅。他的良知不太可靠,但他的罪孽也非昭然若揭。托比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灰色人,集曖昧含糊於一身。

推理小說有所謂「不可信賴的敘述者」,《榆樹下的骷髏》不完全如是——托比被闖入的歹徒攻擊,腦震盪的影響在未定之數,他因此變成「不強健的敘述者」。故事出現另一個分歧:托比回「常春藤屋」。托比小時候與表親里昂和蘇珊娜在此度假(有點像我們說的「祖屋」,家庭在此重聚),世代如何繼承房屋也是焦點(賣掉或不賣掉?)。

作者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是營造氣氛的高手。我在閱讀過程中,一度就要完全忘記小說與犯罪有什麼關係了,「砰!」地一下,「死亡」出現在意想不到的時刻。

小說由幾個轉折構成:「無憂的青年才俊」遇襲,返回常春藤屋為首。「屋之秘」其次,第三轉折則有關「真心話大冒險」。我對A犯罪事件(楡樹)並非完全滿意,覺得屍體的位置,文學性高過合理性。近代有相當比例的推理,會以闡述「被逼弱者狗急跳牆」為目的——我並非不同意這樣的苦心,而是抱憾缺乏某些元素,在集中凸顯某事的嚴重性(霸凌、性侵或歧視)時,小說的「說帖性格」壓過「推理性格」(當然有些作者本意如此),使得說教太過明顯。


「火上加油」的人,是主犯或從犯?清白或可怕?

幕後黑手

幕後黑手

如果我認為A犯罪事件的建構略有瑕疵,B犯罪事件(電子信)中,「無動機元素」的出場則令我大感驚艷與佩服。如果將「信」的角色,與阿嘉莎.克莉斯蒂的幕後黑手比較,也很有趣。

夏樹靜子有篇推理小說〈砂之殺機〉,內容是小孩誤闖工地,遭沒發現的怪手司機砂土傾倒活埋致死。小說討論了既無犯意也無知覺的「殺人」,並非指責司機,而是指出,現代生活的複雜性,使我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有可能在無意間,導致他人死亡。有時候,這種「間接性」在謀殺中,「極具關鍵性」。B犯罪事件提出了一個有力又富洞見的「無動機促成犯罪」元素,也就是關於災難中「提油者」的「無動機」問題。沒有火,油只是液體;但沒有油,火不會加速蔓延。犯罪事件中「油」與「火」的角色,是這部小說震撼力十足十的部分。

提油者有兩種,一種是了解油火性質,一種是輕忽地「不去想沒去想」——法蘭琪把「惡」聚焦在後者「隨便好玩的自我中心」上,是其獨到之處。


「生來主流」的「溫室神話」破滅

托比是什麼樣的人呢?簡單說,他處在夾縫中。他本身不會做出太嚴重的侵犯行為,但對於不正義,他缺乏實質關心,所以他情感上的結盟對象,總是加害者與壓迫者。比如他想保護被欺負的堂妹蘇珊娜,但又認為「性騷擾」是「有男人哈妳其實是好事」;他在護衛「玫瑰少年」堂哥里昂,也覺得里昂受到的霸凌只是「鬧著玩」。熟不熟悉?常不常見?托比的「兩面討好」值得玩味:因為不深思歧視,他既不會有被害者的無助與燒灼感,也不為改變加害者行為感到憂煩——托比代表了社會上「欠缺義憤」的一群,認為世上根本沒有太壞的事,自己與大多數的人都是「好人」。

幸運兒,你的名字叫做無知

我有什麼錯?我生來就主流,不是女人也不是同志,一向就不會被歧視。所有與『消除歧視』有關的措施,都只給『別人』帶來好處,『我』沒抱怨我沒分到『好處』就不錯了。」如果我們概括托比的心聲,它並不只是屁孩屁話,其實也是所有以「本人無參與感與歸屬感」為基底,敵視身分差異政治,抗拒社會改變的「怠惰心理學」語言。有人弱勢,有人「幸運」——如果有人批評「幸運兒」不知人間疾苦,那只是太敏感或嫉妒。——小說如此忠實刻畫「幸運兒本位的世界」,也難怪史蒂芬.金會不無慧眼地認出,小說繼承了「哈代性」偏見者既做為完整的個人,也對他人造成不可回復的傷害」,這種雙重性,是哈代的小說掌握得最好的核心。

托比傷殘後,小孩問他「你是特殊需求人士嗎?」他回答不是。其實托比此時已脫離「現實」。最後大逆轉,也就是警察受害的犯罪事件C中,法蘭琪會進一步戳破「幸運者恆幸運」的虛妄。

歧視是不值得大驚小怪、各人事務各人擔就可以的事嗎?

警察點出托比早已不是他自以為的「幸運兒」了,傷殘的口語表達狼狽,導致他不討喜不靈光,使他成為「最佳定罪人選」,也是「最適合被歧視的一員」——小說此處並不打算發展「冤案」,而是讓我們看到,原來「幸運兒的自豪感」對性情穩定與社會適應有多麼關鍵——最後的暴力,凸顯了社會一向虧欠弱勢者對體系可以有的「近用可能」與信賴感,另方面,也透過這個「新來的被歧視者」,粉碎「總有人不受歧視所傷」的「溫室神話」。


打開技術史上「罪識感不足」的一頁

在網路來臨前,像托比的老闆理查德那樣的人,可能進行品格的監督並施壓改正。然而,前後世代的電子技術落差,導致對網路世代的不健全依賴,使得這類影響太快被放棄,而大為減低。在網路技術養成中,有多少「擴增流量」的知識,本身就合併作假、卸責與操弄?這值得專章討論。

我們當然可以說,網路並不對所有使用者都造成腐化。與技術環境有關的「罪識感不足」,也並非從網路開始。諸如早期的公害或原子彈投擲,新技術帶來的資訊不對等,曾使新權力既不被監督也不受限制,「犯罪者」無法可管、無罪可名,受害者求助無門——這些都並非新鮮事。

網路帶來可拋棄的發言捷徑,網路分身與實體世界可以不相繫不往來,使得「記憶」這個人格賴以建立的基礎,本身變得零碎蒼白——雖然「罪識感不足」不能只歸因「網路環境」,但兩者之間的互保包庇與惡性循環,卻是緊迫的課題。這也是《榆樹下的骷髏》令人刮目相看的精彩之處。


榆樹下的骷髏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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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散文《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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