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讓幸運兒挨一記悶棍──讀懸疑小說《榆樹下的骷髏》-充電5分鐘-#每天閱讀幾分鐘-OKAPI閱讀生活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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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坎城金棕櫚獎頒給了《抓狂美術館》。還記得影片裡，兩個操刀「炸小孩影片」以吸睛的新媒體行銷人嗎？在《榆樹下的骷髏》裡，我們首先就會遇到與他們「靈魂多少相通」，但小咖一點的人物——他名叫托比，在畫廊擔任行銷公關。他的畫廊老闆理查德知道「需要弄個推特，卻不大清楚那是什麼」。

相反地，托比懂得在推特「開一堆假帳號」，分飾多人炒熱編出來的故事，餵養媒體，並使追蹤人數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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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樹下的骷髏

不推特與推特世代的差異，並不只在技術使用，對於基本道德的認知也不同。當畫廊的騙局露餡時，一開始被蒙在鼓裡的理查德暴怒。托比在後來見他前，考慮的是如何用衣服「打扮」出「嚴肅、後悔、想工作」的「心情」——托比是一種典型，是心中不折不扣地只有「危機處理」而無「是非對錯」的「操盤人」，他虛無且反動地掌控議題，想著「要是這群弱勢青年藝術家裡頭有人是敘利亞難民，而且還是跨性別，那就更好宣傳了」——每個時代都有隨波逐流又如魚得水的「新貴」或「時代寵兒」，他們令人深感興趣。因為要研究社會的新症候新犯罪，不研究他們不行。

從「快樂的敘述者」到「失去優越性」的敘述者

托比是主述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的輕浮令人不安，但他的自得其樂也帶來愉悅。他的良知不太可靠，但他的罪孽也非昭然若揭。托比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灰色人，集曖昧含糊於一身。

推理小說有所謂「不可信賴的敘述者」，《榆樹下的骷髏》不完全如是——托比被闖入的歹徒攻擊，腦震盪的影響在未定之數，他因此變成「不強健的敘述者」。故事出現另一個分歧：托比回「常春藤屋」。托比小時候與表親里昂和蘇珊娜在此度假（有點像我們說的「祖屋」，家庭在此重聚），世代如何繼承房屋也是焦點（賣掉或不賣掉？）。

作者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是營造氣氛的高手。我在閱讀過程中，一度就要完全忘記小說與犯罪有什麼關係了，「砰！」地一下，「死亡」出現在意想不到的時刻。

小說由幾個轉折構成：「無憂的青年才俊」遇襲，返回常春藤屋為首。「屋之秘」其次，第三轉折則有關「真心話大冒險」。我對A犯罪事件（楡樹）並非完全滿意，覺得屍體的位置，文學性高過合理性。近代有相當比例的推理，會以闡述「被逼弱者狗急跳牆」為目的——我並非不同意這樣的苦心，而是抱憾缺乏某些元素，在集中凸顯某事的嚴重性（霸凌、性侵或歧視）時，小說的「說帖性格」壓過「推理性格」（當然有些作者本意如此），使得說教太過明顯。

「火上加油」的人，是主犯或從犯？清白或可怕？

幕後黑手

如果我認為A犯罪事件的建構略有瑕疵，B犯罪事件（電子信）中，「無動機元素」的出場則令我大感驚艷與佩服。如果將「信」的角色，與阿嘉莎．克莉斯蒂的《幕後黑手》比較，也很有趣。

夏樹靜子有篇推理小說〈砂之殺機〉，內容是小孩誤闖工地，遭沒發現的怪手司機砂土傾倒活埋致死。小說討論了既無犯意也無知覺的「殺人」，並非指責司機，而是指出，現代生活的複雜性，使我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有可能在無意間，導致他人死亡。有時候，這種「間接性」在謀殺中，「極具關鍵性」。B犯罪事件提出了一個有力又富洞見的「無動機促成犯罪」元素，也就是關於災難中「提油者」的「無動機」問題。沒有火，油只是液體；但沒有油，火不會加速蔓延。犯罪事件中「油」與「火」的角色，是這部小說震撼力十足十的部分。

提油者有兩種，一種是了解油火性質，一種是輕忽地「不去想沒去想」——法蘭琪把「惡」聚焦在後者「隨便好玩的自我中心」上，是其獨到之處。

「生來主流」的「溫室神話」破滅

托比是什麼樣的人呢？簡單說，他處在夾縫中。他本身不會做出太嚴重的侵犯行為，但對於不正義，他缺乏實質關心，所以他情感上的結盟對象，總是加害者與壓迫者。比如他想保護被欺負的堂妹蘇珊娜，但又認為「性騷擾」是「有男人哈妳其實是好事」；他在護衛「玫瑰少年」堂哥里昂，也覺得里昂受到的霸凌只是「鬧著玩」。熟不熟悉？常不常見？托比的「兩面討好」值得玩味：因為不深思歧視，他既不會有被害者的無助與燒灼感，也不為改變加害者行為感到憂煩——托比代表了社會上「欠缺義憤」的一群，認為世上根本沒有太壞的事，自己與大多數的人都是「好人」。

幸運兒，你的名字叫做無知。

「我有什麼錯？我生來就主流，不是女人也不是同志，一向就不會被歧視。所有與『消除歧視』有關的措施，都只給『別人』帶來好處，『我』沒抱怨我沒分到『好處』就不錯了。」如果我們概括托比的心聲，它並不只是屁孩屁話，其實也是所有以「本人無參與感與歸屬感」為基底，敵視身分差異政治，抗拒社會改變的「怠惰心理學」語言。有人弱勢，有人「幸運」——如果有人批評「幸運兒」不知人間疾苦，那只是太敏感或嫉妒。——小說如此忠實刻畫「幸運兒本位的世界」，也難怪史蒂芬．金會不無慧眼地認出，小說繼承了「哈代性」。「偏見者既做為完整的個人，也對他人造成不可回復的傷害」，這種雙重性，是哈代的小說掌握得最好的核心。

托比傷殘後，小孩問他「你是特殊需求人士嗎？」他回答不是。其實托比此時已脫離「現實」。最後大逆轉，也就是警察受害的犯罪事件C中，法蘭琪會進一步戳破「幸運者恆幸運」的虛妄。

歧視是不值得大驚小怪、各人事務各人擔就可以的事嗎？

警察點出托比早已不是他自以為的「幸運兒」了，傷殘的口語表達狼狽，導致他不討喜不靈光，使他成為「最佳定罪人選」，也是「最適合被歧視的一員」——小說此處並不打算發展「冤案」，而是讓我們看到，原來「幸運兒的自豪感」對性情穩定與社會適應有多麼關鍵——最後的暴力，凸顯了社會一向虧欠弱勢者對體系可以有的「近用可能」與信賴感，另方面，也透過這個「新來的被歧視者」，粉碎「總有人不受歧視所傷」的「溫室神話」。

打開技術史上「罪識感不足」的一頁

在網路來臨前，像托比的老闆理查德那樣的人，可能進行品格的監督並施壓改正。然而，前後世代的電子技術落差，導致對網路世代的不健全依賴，使得這類影響太快被放棄，而大為減低。在網路技術養成中，有多少「擴增流量」的知識，本身就合併作假、卸責與操弄？這值得專章討論。

我們當然可以說，網路並不對所有使用者都造成腐化。與技術環境有關的「罪識感不足」，也並非從網路開始。諸如早期的公害或原子彈投擲，新技術帶來的資訊不對等，曾使新權力既不被監督也不受限制，「犯罪者」無法可管、無罪可名，受害者求助無門——這些都並非新鮮事。

網路帶來可拋棄的發言捷徑，網路分身與實體世界可以不相繫不往來，使得「記憶」這個人格賴以建立的基礎，本身變得零碎蒼白——雖然「罪識感不足」不能只歸因「網路環境」，但兩者之間的互保包庇與惡性循環，卻是緊迫的課題。這也是《榆樹下的骷髏》令人刮目相看的精彩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