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量級小說家妮可‧克勞斯曾在《愛的歷史》與《大宅》中以詩意的文字講了一個又一個猶太人背負的歷史傷痛,這次她有意縮小憂愁的範圍,從民族回歸自我,將微光聚焦在兩名置身在黑暗世界中的紐約客身上,他們一生始終追求完美,卻在遭逢挫折和困頓時,不約而同地渴望返回生命中的原鄉,返回意味著離開現在。克勞斯延續以往的憂傷敘事,這回走得更深邃,直抵密林核心,置身幽暗,過去和未來的路徑盡付闕如。或許,迷失其中的當下,反倒得以覺察自我。
艾普斯坦,辦完雙親的後事後,開始拚命拋棄畢生積蓄,唯獨留下一幅畫作。一幅上溯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名畫《聖告圖》,畫的中央是大天使加百利與聖母瑪利亞。在他清空家具後,才看見畫作散發光芒,那道光在他一無所有時拂亮他封存的兒時回憶,迫使他面對內心的怒氣與空洞,寄望回到初始修復過去。
與作者同名的小說家妮可,在婚姻觸礁與寫作瓶頸之際,選擇填滿行李,藉著蒐集寫作題材之名遁逃遠方,她沒料到扛了過載的行囊,還會在沙漠中撞見另一只存放卡夫卡遺稿的神祕皮箱。那堆洋洋灑灑的遺稿,似乎暗示未完結的故事保有永恆性,敘事永遠不會結束,因而充滿各種可能性。如同後人編纂經文記載神話,小說家虛構了故事,在故事中創造生命,偽造分身,逃離現實。
兩名紐約客都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遠方,「虛構」一個困境的出口,作為掙脫束縛的象徵。儘管希望看似渺茫無望,卻成為心靈寄託。虛無,一無所有;子虛烏有,虛構性,這兩層意涵便是中文書名《烏有》的由來。小說家利用「虛構」這件事情,讓角色和自己打破現代小說線性時間的局限,同時存在兩處,這種書寫既證明了妮可‧克勞斯後現代小說家的身分,也如同許多後現代小說書寫的本質,小說家不只對現實詰問,也對小說的本質詰問:我們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人生的答案是否真的在「遠方」?書中的兩名主人翁在內心混亂失序的時刻,非要「離開」自己不可。但正如小說家妮可所言「敘事承受不了無序,光芒支撐不了黑暗」,不論是小說中虛構的角色,或是現實生活中身為讀者的我們,生命中本來就存在許多未知與變數,或陷入低潮,或順勢上岸。我想,或許《烏有》便是要召喚每個受傷的靈魂走向暗處。與其讓自己置身在明亮無暇之處,無所遁形,束縛自己,毋寧走向幽暗之地。從精神狀態到敘事手法,「烏有」是後現代的,我們有太多寫實悲傷的故事,但我們卻不曉得如何離開悲傷。離開自己。作者說她企圖打造一個靈性的入口,去討論小說的本質和雙重人生的可能性。通俗可信的情節早已不勝枚數,正是如此我們才需要後現代小說家啊。
妮可‧克勞斯沉潛多年,再次以熠熠光輝的文字,溫暖每一顆徬徨破碎的心。
張瑋庭
時報出版文學線編輯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