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末,政治經濟學巨擘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的終結」,預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會定於一尊。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共產國家民主化,以及中國經濟體的改革開放,許多人都曾經以為這就是未來可能的模樣。
然而,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都還沒走完,這樣的樂觀已先走入歷史。「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的世界,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自由民主的大勝利。伊斯蘭國與敘利亞內戰撕裂中東,歐洲整合夢在難民潮與排他主義下變得支離破碎,英國上演脫歐大戲,美國則選出狂人川普。老牌民主國家紛紛走入民粹治國與貧富不均的「動盪」危局,愈來愈多國家心嚮所謂「中國模式」,吹起「穩定專制國家」的法螺;民主在退潮之說甚囂塵上,探究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的作品頓時洛陽紙貴。而在這股「獨裁妖風」吹拂範圍之外,尚有無數第三世界國家,陷入國家機器失能的困境,或許從未嘗過自由的滋味。
自由為何如此罕見?民主自由何以在某些國家成功,卻在另一些地方失敗?
這正是《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試圖解答的難題。本書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教授(Daron Acemoglu)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森教授(James A. Robinson),這兩位當代最優秀的政治經濟學家曾以《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享譽國際。兩人在前作中主張,經濟問題的關鍵在政治,唯有保障政治自由,才能確保國家長久繁榮。七年後,他們在《自由的窄廊》更進一步追問:
答案是:「強大國家」與「強大社會」之間,需要達成平衡。政治自由,有賴國家具有強大的能力,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秩序;但與此同時,還需要一個活力充沛的強大社會,能夠在必要時動員起來約束國家,避免國家失控。當國家與社會能夠互相制衡,一同成長,這樣的國家就進入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長廊」。
簡言之:國家機器強,社會更要強,互相制衡,自由才有保障。
但是,放眼人類數千年的歷史,能夠做到這點的國家並不多見。有些國家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連有效治理或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都不可得;有的國家則沒有足夠強大的社會來制衡國家機器,只得放任國家機器宰割公民。無論何者,都無法保障自由。
就連那些有幸走上自由之路、享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也不保證能夠一勞永逸;因為國家與社會的制衡是一個永不止息的過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失去平衡,失去自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威瑪共和,就是一個殷鑑不遠的例子。本書透過威瑪共和覆亡、納粹帝國崛起的例子,連結到當今世局的民粹浪潮,警告讀者民粹對自由的危害。
雖然民粹運動每每宣稱代表人民,但當民粹領袖真正掌權後,往往會走向專制。民粹運動無所不用其極地抨擊政治菁英掌握國家機器,但自己的目標卻也正是只想掌握國家機器,並拒絕接受社會的制衡。只要民粹崛起,社會對國家失去信心,國家也失去調節社會衝突的能力,再碰上某個特別糟糕的事件(例如經濟大蕭條),國家與社會的平衡就會被打破,自由也會跟著失去。
要避免自由淪喪,社會必須與國家攜手,既制衡也合作,盡可能形成更廣泛的聯盟,一起向前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替整個社會爭取政治自由的權利。本書引用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話道:「我們若不團結,必然各無死所。」正因為國家與社會的平衡不易,走在自由之路上才必須更加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自由的窄廊》會帶你跨越千年的歷史,走訪非洲、中東、拉丁美洲、印度、中國與西方歐美等文明故事,逐一檢驗作者對保障自由的理論,探訪不同國家/社會追尋自由的失敗與成功經驗。這些歷史經驗構成了本書的主要篇章,讓本書並不止於議論時政或空口疾呼自由民主,還能用放眼全局的「大歷史」視野,重新叩問自由民主的起源,並提供一個富有時間縱深與地域廣度的解答。
《自由的窄廊》提醒身處動盪時代的每一位讀者,自由民主並非從天而降,而是有賴國家與社會的制衡。自由得來不易,而我們仍須如履薄冰地向前爭取。
洪仕翰
衛城出版編輯
延伸閱讀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