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總統大選由台灣第一位女總統蔡英文再度順利連任，而立法委員選舉中，女性當選率（註1）為41.59%，再創新高（註2），遠遠超出國際平均值22%，台灣婦女參政率再次交出亮眼成績單。
然而，回顧2019年選舉過程中，女性候選人卻經常因婚育觀念、外貌長相、甚至鮮明個性遭到指責及惡意攻擊，「厭女指數」達到前所未見的巔峰，讓人不禁懷疑，女性參政比例不斷升高的今天，社會整體性別意識又進步了多少？在嚴重性別歧視的選舉文化推波助瀾下，女性候選人面對的選舉戰場，是否也比以往更加艱困？
選舉激情過後，或許我們該好好檢視選舉制度與文化，思考臺灣如何成為更適合女性參政的地方。
亮眼的女性參政成績單之下，台灣政壇性平指數大盤點
與談者
黃長玲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曾任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門研究台灣女性參政及性別政治，曾發表多篇研究「台灣婦女保障名額」研究論文，近年亦關切民主社會中關於威權統治者的記憶爭議。
周碧娥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鄉村社會學博士，專門研究性別、人權、民主化，曾書寫「解嚴後台灣的女性主義與性別政治」，並與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同仁一起催生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現升級為升為院級研究室，更更名為「性別與社會研究室」），成為國內第二個性別研究室。
採訪=蔡亞嵩（政治線記者） 插圖＝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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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起入憲保障，台灣婦女參政率亞太第二
在台灣，女性參政早已非夢事，根據中選會最新選舉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立委選舉總計應選出113席立委席次，在當選人名單中（區域立委加上不分區立委），女性當選人就拿下47席立委席次，當選率高達41.59%，「亞太地區裡，我們國會當中的女性佔比排第二名，僅次紐西蘭而已。而且不只中央民意代表，地方議會的女性比例，多年來也都超過20％。」談起台灣女性參政史，長年研究性別的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忍不住得意地說。
亮眼的數字來自久遠的女性參政傳統，早在1940年代，國民政府尚未遷台前，便已在《憲法》裡明文保障了女性的參政權，到了80年代，選舉規則裡的「婦女保障名額」讓更多女性有機會參與地方選舉，女性參政的比例大幅躍升，「當選的機率高，女性參與的意願也就跟著提高。」黃長玲解釋道。
所謂的婦女保障名額，指的是地方選區候選人數大於或等於4位時，每4位當選者中必須有1位是女性，藉此保障女性擁有一定席次。
1996年民進黨第一任婦女部主任彭婉如在黨內推動「婦女參政1/4保障條款」，明定黨內各類公職選舉的提名人選中，至少得有25％的女性比例，更將女性參政的數字往前推進。
2020第10屆立法委員剛剛完成宣布就職，就性別比例來看，女性立委當選人為47人，佔比 41.59％，創下歷屆最高。 然而，回看2018年底整理行政院人事總處資料，女性縣市長女性比率也是大幅躍升至37.5%，各縣市小內閣（六都各局處首長與一級主管）女性卻只佔19.19％，比例還不到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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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衡派系到實力對決，女性保障名額使用率逐年遞減
選舉遊戲規則的更改，直接影響了政黨的提名策略，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周碧娥觀察，八〇年代以前，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多半將婦女保障名額用在平衡各方派系的利益上；開始有了競爭政黨後，雙方為了搶下這一席，開始注重女性候選人的品質。
黃長玲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各黨在競逐女性名額過程，勢必得推出優質候選人以求搶灘，因此從結果看，這些「當選的女性」的能力，完全不亞於那些「落選的男性」。
有趣的是，婦女保障名額促進了女性參政的機率，讓更多女性邁入政治領域，這幾年因保障名額而當選的人數反下降，像是2018年地方選舉結束，新北市66席議員中高達26席女性，且無一是透過保障名額擠入議會殿堂，靠的全是自身實力獲得選票。
相較台灣已有高比例女性民意代表，鄰近日本雖和台灣同年立憲，「但因為他們沒有婦女保障名額，戰後至今七十年，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還不到10％。」每每在國外提起這一組數據，黃長玲總能感覺周遭各國代表驚異的神情。
只是婦女保障名額由來已久，在促進女性參政上也顯出疲態，黃長玲就觀察到，像是不分區立委的當選名額中規定女性人數不得小於1/2，因此大大拉高女性提名比例；但反觀地方選舉，若當選人數低於4人，不適用婦女保障名額時，往往全是男性獨佔了位子。
女性國會、縣市長從政人員達1/3，但各縣市小內閣女性比例不到20%。（數據：婦女新知／2017年12月27日）
九〇年代後婦女團體進一步推動「性別比例原則」，倡議修改《地方制度法》，將現有規定調整為「選區當選人數在3人以上者，每3位當選人中，任一性別不低於1/3」，擴大保障各性別參政的範圍。可惜多年來不論國、民兩黨都未進一步提出修法草案，也突顯女性參政頻仍，卻不一定能在性別議題上推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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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結構、選舉制度 讓女性參政輸在起跑線
同時，女性參政「量」的提升，卻不一定等於台灣社會實質的性別平等。黃長玲提醒，一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看的不會只是前端社經地位較高的女性所具備的權利，而是整體女性的狀況是否提升。「雖然我們擁有排名第二的國會女性比例，同時也有許多婦女還在家暴或性暴力中被迫噤聲。」
至今，女性參政的門檻仍舊高於男性，「你看像蔡英文或洪秀柱都是單身未婚，這和整體女性在職場上遇到的結構問題一致——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並非職場強人，而是在家庭裡。」黃長玲指出。
已婚女性總是面臨家庭與個人職涯的抉擇，黃長玲直言，若是已有家庭的女性要參政，首先得有家庭的支持，但在男性政治人物身上，家庭支持更像是理所當然，這在前提上已是一種不對等的狀態。但若是單身女性參政，也仍舊會碰上對手以「沒生小孩」為題進行攻擊，相較之下男性不論已婚、未婚的身分，都鮮少被放大檢視。
而女性就算得到家庭支持，但政治工作陋習，像是跑攤、應酬風氣，導致缺乏正常上下班時間，都對女性更不利。過去文化部長鄭麗君，在兒子剛出生時，為了能餵母乳，跑攤前得請助理搜尋鄰近的百貨商場，提早在商場內的哺集乳室收集母乳，再趕去跑攤。
和台灣所有職場上的女性一般，當社會加諸在女性身上的任務比男性更多時，一個同時還身兼母親、女兒和妻子等多重角色的女人，若還遇上不友善的職場環境，私生活與職場間的拉扯往往比男性來得嚴重。
另一更深的問題在於，女性的養成過程中，從來不被視為「個體」，周碧娥提到：「《禮運大同篇》裡寫著『男有分，女有歸』，男人天生就有個名分，女人則是要歸屬依附在他人之下。」女性從小到大被教育該做什麼、適合做什麼，「從事政治工作，首先是個人得要對政治有熱情。」但是當女性的成長過程中，缺少讓她以獨立個體的角度來思考職涯時，又怎麼會有「個人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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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構不利性別平等，女性出頭得看機遇
芬蘭史上最年輕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去年12月初，芬蘭選出年僅34歲的桑娜．馬林（Sanna Marin）成為史上最年輕總理，此前芬蘭已出現過兩位女總理，目前聯合政府內五個主要政黨黨魁也全由女性擔任。回頭看台灣，2000年，呂秀蓮出任第一位女性副總統，2016年台灣出現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蔡英文，並於2020年連任，此外國、民兩大黨也都出現過女性黨魁。但黃長玲認為，要有下一個「蔡英文」，恐怕還得醞釀一段時間。
畢竟整體以男性為中心的政治領域，女性要能掌握資源，還得看天時地利，黃長玲直指，雖然蔡英文和洪秀柱都曾擔任過黨主席，但兩人都是在各自政黨「已經不知道被男人搞亂成怎樣，危急之下接手黨主席的。這帶有一些機運的成分。」
論選舉制度，「芬蘭是內閣制，總理只要黨內選出來就好。但台灣是總統制，且總統有權無責，可分配的資源很多，這個位子人人搶，又得透過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制度上對女性較不利。」周碧娥再以同為總統制的美國舉例，「光是參議院，每個州只有二名，這種『權力大、資源多』的位子，還是（既得利益的）男性把持居多。」
「當然女性國會議員持續成長，這些女性往百里侯邁進也不是不可能。一旦台灣出現女性首都市長，要有下一個女總統也不遠了。」黃長玲樂觀地說道。
歐巴桑聯盟不打美女牌，也不迴避性別特色，關心健康、教育、幼托等生活政治。點圖看專訪。
去年異軍突起的「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更是讓黃長玲和周碧娥眼睛一亮，這支標榜「歐巴桑」的組織，既不打美女牌，也不迴避性別特色，直球對決一般的用上台灣社會普遍對中年婦女的標籤名稱「歐巴桑」來指稱自己，「不僅是要翻轉這個詞彙的性別印象，更是要翻轉階級和年齡。我和日本學者就在討論，他們已有符合『女性政黨』的指標——關心健康、教育、幼托等生活政治。我很期待他們未來的發展！」
「只是台灣的選舉規則不利小黨運作。」周碧娥擔心，像是不分區立委的提名制度、選舉保證金門檻，和越來越高的選舉經費，都讓小黨不易生存，戰場的選擇需要更精準，「像新竹市這類外移人口多、生育率高的地方，和他們的政策理念會比較接近，在這邊選機率可能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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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妹、男神標籤滿天飛，「性化」政治人物成常態
矛盾的是，亮眼的女性參政成績單之下，蔡英文的內閣團隊卻僅有極低女性閣員比例，「拒絕女性參政的理由常常是『沒有好的人選』，一個女性總統卻不給女性更多機會歷練，培養『好的人選』，要怎麼提升女性參政？」周碧娥質疑。
蔡總統就任至今，內閣女性比例從第一年10％，至賴清德內閣女性比例微幅爬升至18.75％，蘇貞昌內閣女性比例15.79％，依舊比2009年馬英九總統任內行政院長劉兆玄內閣的21%低，甫公布的2020年新內閣女性比例竟降至5%，甚至比1993年李登輝總統任內連戰內閣的13.5％還低。（資料來源：婦女新知）
同一時間，輿論仍經常地「性化」政治人物，而普羅大眾也隨著這些標籤起舞。「女性候選人就要用『正妹』、『女神』來稱呼，去年吳怡農參選，一堆人稱他『男神』，也是一種『性化』——這不是進步，不是你用同樣方式貼男性標籤就叫作男女平等。」黃長玲沒好氣地說。
黃長玲也感慨，近年爆紅的「學姐」黃瀞瑩，明明畢業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又是政治傳播科系畢業，但專業卻鮮少被看見；相較之下「特戰男神」吳怡農雖然也因外貌成為炒作熱點，但個人金融和國防專才至少還有被提及，「這也是女性普遍在職場上的困境，長相好看的男性會被視作才貌兼具，但若是女性，她的才華專業卻容易被忽略。」
「更讓我不解的是，這麼多女性參選人，卻是對於『正妹』、『女神』等標籤毫無反應。」周碧娥驚訝就連婦女團體面對這樣的包裝宣傳也相繼失語，任由媒體天天上演把選舉當選美的荒謬劇。
而選前一支「今天撩蔡英文總統！」的影片更是讓周碧娥惱火，「『撩』這個字的主動性和被動性讓我很受不了，一個女性政治人物就是要翻轉過去女性刻板印象，但在影片裡，蔡英文卻是落入傳統女性形象——被動的、被『撩』的。」在貌似女性地位提升的時代，這些突破傳統政治窠臼的女性，恐怕有意無意地成了傳統性別束縛的共謀。
※ ※ ※
當代女性參政的典範意義在於，透過女性不同的生命經驗，能展現出異於男性的資源與權力分配，並以女性生命經驗作為決策基礎。只是當台灣女性參政數字超英趕美，在亞洲領先各國的同時，「女力」出頭下，更該回過頭來反省，當女性有機會在政壇上與男性一較高下，當她們真的現身政壇，社會整體的性別意識究竟提升了多少？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又是否有實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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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第15任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分析〉
註2：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之第9屆（2016）立法委員選舉女性當選率為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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