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上午，南方澳跨海大橋斷裂，橋身壓毀港內3艘漁船，船內6名外籍漁工不幸罹難。令人心碎的悲劇背後，是外籍漁工艱困的工作環境。多數外籍漁工在漁船未出港時無法上岸休息，因為雇主通常會要求留守顧船，加上薪資低廉，還要被仲介公司抽成，導致他們就算能上岸，也無力負擔岸上消費。因此多數外籍漁工，常年都只能生活在狹小的船艙內。
例如此回遇難的菲律賓籍漁工 Impang George Jagmis，根據《自由時報》報導，在橋垮前一晚，面對米塔颱風來襲，他就是留在船上度過颱風夜。雖然颱風夜留守固船與這次意外並無因果，而 Impang George Jagmis留守的新臺勝266號漁船（158噸）屬於噸位超過100噸的大型漁船，根據臺灣法律，的確可在颱風夜安排人力留守，無須強制撤離。但法律是否周全？合法是否就合乎人道？值得臺灣社會進一步討論。可惜的是，事發後檢討聲浪大多聚焦於橋樑安檢與咎責，外籍漁工的權益又逐漸被淡忘。
自詡人權立國的臺灣，長期漠視外籍漁工權益早有先例，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喋血案，2015年印尼漁工疑似遭虐死案，都是實例。或許臺灣民眾已經忘記這些案件，然而受害者的血，已潑濺在臺灣的國際形象上，曾獲普立茲獎的美國記者伊恩．爾比納（Ian Urbina），在新書《罪行海洋》（The Outlaw Ocean: Journeys Across the Last Untamed Frontier）就把臺灣、中國、日本、印尼並列為全球最大卻也最貪婪的漁業市場。
（繁中版2020/7月上市）罪行海洋：穿越地表最遼闊的犯罪地域，揭開海上千萬奴工的悲慘生活，普立茲獎記者橫渡五大洋、二十片海域的第一手紀實
爾比納最初是在2015年於《紐約時報》發表獲獎無數的同名專題，因深受此題材吸引決定更深入追蹤，他向《紐約時報》請了長假，前後花費近5年，橫跨40個城市與5大洋，累計12000海里的旅程，終於完成這本新書，揭露了包括偷渡、走私、非法捕魚、販賣奴工、性侵、暴力等各種海上猖獗的罪行。這一系列報導，也讓關注地球環境的好萊塢巨星李奧納多．狄卡皮歐有意將此議題搬上大銀幕，由旗下的製片公司 Appian Way與Netflix攜手合作。
記者、《罪行海洋》作者伊恩．爾比納（1972-）。（圖片來源 / wiki）
海上犯罪之所以橫行，除了因海洋廣闊交通不便，使罪行易於隱匿，蒐證執法困難，犯罪行為若發生在公海或是界限有爭議的海域，也容易讓案件處於司法管轄權的灰色地帶。若再考量船隻、嫌犯、人力仲介公司的複雜國籍組成，也會讓案件最後在各國司法單位間無止盡兜轉，最終不了了之。《罪行海洋》裡，菲律賓漁工 Eril Andrade 命喪臺灣漁船的故事，就是各國互踢皮球的典型案例。
2010年，來自菲律賓鄉間的Andrade透過新加坡的非法漁工仲介公司 Step Up Marine，漂洋過海來到臺灣鴻佑212號漁船擔任漁工。7個月後，31歲的Andrade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回到新加坡港口，隨著屍體附上一張鴻佑212號船長的手寫字條，上頭列出死者姓名、死亡時間與當時船隻位置，至於最重要的死因，只簡單寫著：「生病，休息，過世」。屍體送抵港口時，離Andrade身亡已有兩個月。
菲律賓漁工Eril Andrade。（圖片來源 / nytimes）
隨Eril Andrade遺體附上的紙條。（圖片來源 / nytimes）
根據新加坡法醫的驗屍報告，Andrade死於急性心肌炎；而當遺體被運回菲律賓後，菲國病理學家進行第二次驗屍指出，Andrade死因為心臟病發，且身上有大量生前留下的外傷，屍體更少了胰臟與一隻眼睛，死因並不單純。
Andrade死後，船東與仲介曾向家屬表示願意提供5千美元賠償金（在菲律賓若漁工罹難，合法仲介公司的賠償行情約為5萬美元）。Andrade的家屬拒絕了，雖然金錢是誘使Andrade走向悲劇的原因，但此刻他們只想討回公道。菲律賓檢察官曾試圖偵辦此案，但對於遠在臺灣的船東以及設立在新加坡的非法仲介束手無策。最後，本案只有一位在菲律賓當地負責招募漁工的聯絡人入獄。
爾比納在2015年得知此案後，決定進一步調查，他在新加坡與臺灣分別委託在地人士協助調查，但相關單位全都一問三不知。新加坡勞動部官員無法解釋非法仲介為何沒被起訴，僅表示新加坡對菲律賓沒有司法管轄權，就算菲律賓漁工指控仲介公司欠薪、暴力、販賣人口，新加坡當局也無力處理；至於臺灣，無論是警方或是漁業相關單位，竟完全不曾針對Andrade之死審問過鴻佑212號的相關人士。Andrade之死對臺灣主管機關來說，宛如不曾發生過。爾比納也試圖聯繫Step Up Marine與鴻佑212的船東，但這兩間公司完全迴避爾比納的採訪，拒絕發表意見。
儘管調查四處受阻，爾比納還是從Andrade的同鄉口中拼湊出事情真相。原來，Step Up Marine在業界早已惡名昭彰，這間公司的慣用手法，是先以500美元的「高薪」吸引菲律賓男子擔任漁工，但應徵者在賺到錢之前，得先負擔各種手續費與機票費，才能前往新加坡等候工作機會。到了新加坡後，仲介公司不只會以各種藉口大幅減薪，掌有工作分配大權的仲介公司管理員，更會以此要脅漁工提供性服務。人在異鄉且已繳付大筆手續費的菲律賓漁工，這時已經沒有回頭路，只能任人宰割。幸運者，順利登船工作，雖慘遭剝削起碼還能賺取微薄收入；不幸者，輕則分文未得還欠下鉅款，重則如Andrade一般，客死異鄉，死因未明。
Andrade的案例雖然哀傷，但還不是《罪行海洋》最悲慘的故事。泰國拉廊府（Ranong）的卡拉OK吧，是爾比納在漫長採訪過程中最不願回想的夢魘。
拉廊府位於泰緬邊界，許多年輕（甚至未成年）的緬甸、柬埔寨男性都會來這裡尋求工作機會。而所謂卡拉OK吧，其實就是妓院，人口販子以酒色為餌，誘惑身無分文的外籍男子賒帳消費，當欠款如雪球愈滾愈大，無力償債者，下場就是被賣到海上當奴工。就算有能力償債，也可能在店內被下藥，一覺醒來已成為海上漁工。爾比納去採訪時，卡拉OK吧老闆並不知道他的記者身分（《紐約時報》規範記者：若採訪對象詢問，必須誠實告知自己的身分，但無須主動透露），老闆拿出一本貼滿未成年少女相片的花名冊，得意揚揚地介紹店內「貨色」。這些人口販子以奴隸為誘餌，設下陷阱誘捕另一批奴隸，如此陰險狡詐的犯罪手法，令身經百戰的爾比納也難以承受。
泰國漁船上的柬埔寨漁工，其中多數來源皆為非法販賣。（圖片來源/ sierraclub.org）
泰國宋卡府（Songkhla）港邊的卡拉OK吧，也會與拉廊府店家使用一樣的手法，誘騙漁工。（圖片來源/ sierraclub.org）
這段經歷也帶出另一個議題：當記者目睹罪惡發生，該維持中立選擇旁觀？還是出手干預？
爾比納接受civileats網站專訪時說，「身為記者，親自採訪是很重要的一環，我也以身作則，然而我也感受到其中的不道德與兩難。我時常擔心，我的採訪行為算不算是一種偷窺，一種剝削他人的偷窺。我記錄他人的苦難，固然是期望能藉由報導改善問題，但我也可能會因此受益，我是否在利用報導填滿版面，塑造我無畏的記者形象，讓自己的事業更上層樓？與此同時，那些故事主角依然留在原地。這樣做對嗎？我沒有答案。有時候我自覺骯髒，好比拉廊府卡拉OK吧的那次採訪，我們離開了，那些年輕女孩仍待在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對。」
嚴守採訪分際的爾比納，還是有立場鬆動的時刻。某回他隨同印尼海警出海查緝越界捕魚的越南漁船，所謂「越界」自然是印尼政府一廂情願的說法，因為越南政府也認為自己擁有該海域管轄權。當天，印尼海警在海上扣押了數艘越南漁船與船員後，越南海巡隊前來支援，且以船隻噸數優勢反轉局面，成功挾持了一位印尼工作人員，並以此要脅印尼海警釋放扣押的越南漁民與船隻。由於印尼海警不會英文，無法與越南海巡溝通，又不願讓與爾比納同行的女性口譯員擔此重任，因此，爾比納拋開新聞從業人員的立場，協助居中協調。
爾比納回憶此事時說，「在當時，不只那位工作人員可能會喪命，我們的船也可能會被攻擊，我心想，好吧，豁出去了。我不在乎我的同業會如何看待我，我決定出手協調。沒錯，我偶爾會把理想丟出窗外。我難以釋懷的並非只是目睹這些罪惡，而是我清楚明白在我離去之後，罪惡仍不斷發生。我不知道停止報導是否比較好，但這感覺很像是我背棄了這些故事。還是我乾脆跳下來，直接推動改革？但如此一來，我就不能繼續記錄這一切，我也會改變整個故事的走向。所以目前為止，我決定還是繼續維持記者的身分。」
雖然爾比納在書中報導了海上各式泯滅人性的罪行，但他強調，這些故事裡沒有誰是絕對的好壞，掠食者與獵物都只有一線之隔。在civileats網站專訪中他說，「如果你試圖了解他們的犯罪動機，你會發現他們其實只是扭曲體制下鋌而走險的受害者。這當然無法構成他們犯罪的藉口，特別是那些剝削勞工薪資的加害者。但我們應該往更高層級去思考整個產業鏈的責任，包括你我在內，我們盲目地購買這些廉價產品，我們也是這些犯罪的分贓者。」
然而被問到身為消費者的我們，該如何避免成為海上罪惡的幫兇，爾必納依然維持記者的中立，迴避了這個問題。「我覺得身為記者，似乎不該介入如此之深。儘管如此，我還是能建議大家，不需要全面開戰，只需要選擇適合的戰場。我在書裡採訪了謀殺、偷渡、偷倒廢油、奴役、薪資剝削、捕鯨等議題，你可以仔細想想，哪個議題最能引起你的共鳴，那就是你的著力點！去了解有哪個機構在針對該議題努力，哪個機構表現最好，讓他們告訴你，在這個議題上你該怎麼做才能避免自己成為共犯。」
罪行海洋：穿越地表最遼闊的犯罪地域，揭開海上千萬奴工的悲慘生活，普立茲獎記者橫渡五大洋、二十片海域的第一手紀實 (電子書)
〔參考資料〕
1. 本書官網 The Outlaw Ocean
2. the guardian
3. civileats
4. n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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