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會問，上一代的歷史跟我們有什麼關係？上一代的過錯，為什麼是由我們來背？
但我想反問，歷史事件只發生在當下嗎？父母那一代發生的事情，如今真的過去了嗎？
今年是2019年。而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6月4日。如今剛好30年。30年，是呱呱墜地的嬰兒長大成人，邁向成家立業的時間，是少不更事的中學生成為企業中堅的時間，是在街頭嘶吼反抗的大學生成為當權主流的時間。中國與台灣在1989年後的30年，各自變成了什麼樣子呢？
我恰好是1989年7月出生在台灣。錯過了鄭南榕，也錯過了六四。柏林圍牆倒塌，全世界都在熱烈討論的時候，我也沒有記憶。那些人類歷史的重大轉折，都是寫在課本上的資訊。我甚至是到了2014年才從網路上認識了鄭南榕。黨外運動雜誌《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先生，畢生致力於爭取全面言論自由、主張台灣獨立、要求查明「二二八事件」真相。1989年4月7日，因抵抗警方發動的攻堅拘捕行動，鄭南榕先生將自己關在雜誌社裡，自焚殉道身亡。我記得當我得知這段歷史時，自己有多麼震驚，前人爭取言論自由的歷史是台灣民主進程的重要事件，我卻從未聽聞。好險，我幸運地出生在民主自由的國度。台灣歷經戒嚴又解嚴，在網路開始發展起來之際也沒有被官方管控，讓我成年之後還有機會能透過網路，自由地接觸各種以前一直「被禁止的記憶」。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然而，就在事發過後的不久，杭州西湖電子研究所在199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實際上只有2％到3％的學生對黨的說法「深信不疑」。當時網路還沒出現，現在每個學生都會上網。然而，宣傳機器已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礎，讓大多數的學生根本沒有興趣去質疑事件的官方版本。尤其中國六四後歷經了經濟起飛，新一代崇拜的成功典範，已從抗戰英雄轉變成了企業董事長或創業家。「成功的企業家宛如古代聖賢，因擁有巨大財富的祕密而被崇拜。」中國躍升世界強國脫胎換骨，連記憶也被清洗重製了。
「遺忘無所不在，而且不僅僅發生在校園裡，也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家庭裡。知情或是曾參與過的父母，現在只想要保護他們的孩子，不讓孩子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孫，甚至不惜撒謊或隱瞞實情。」
因為「歷史是當權者決定的」。中國對待歷史的態度，與近代台灣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當台灣已經逐漸找回記憶，中國卻極力想要遺忘。在台灣開始思考「自己是誰」的時候，中國繼續用謊言編織一個虛假的國家形象。書中描述的「後天安門時代」歷經30年，中國依然敵視歷史真相。不僅日益壓縮輿論空間，連私人的紀念也被打壓。近來運用科技，變本加厲以各種宣傳戰去影響國內外所有人對中國政府的印象，試圖抹殺事實，甚至出手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受害者除了台灣之外，之前還有澳洲。
《重返天安門》書中採訪的人物，有些人致力於突破中共的訊息封鎖線，挖出被掩蓋的事實。例如張先玲、丁子霖，兩人的年輕兒子都死於六四鎮壓混亂的槍林彈雨中。她們與其他受難者家屬聯合組織了「天安門母親」。官方阻止任何人了解死傷狀況，她們就自己當起了調查員，前後蒐集到了兩百多位死難者的身分。
「這段艱難而緩慢的過程前後遭遇了沉默不語、閉門羹以及北京的城市拆遷等各種障礙。……隨著時間過去，擔心政府報復的情緒以及有關六四的禁忌已成為更強大的詛咒，一些家庭寧願放棄自己的孩子也不願承認他們在那天晚上被殺的事實。」這些都反映了後天安門時代下的壓抑社會，「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遺忘，是老一輩中國人練就的一項技能；歷史之網被拉得很寬，有時候中間幾十年發生的事會整段消失不見。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圍城心態造就了一個封閉偏執的世界。」
這30年來，天安門母親在追尋歷史真相的道途上，遇到的最大敵人莫過於「時間」。組織成員一個個衰老生病凋零，多年來的孤絕悲痛甚至壓毀了其中一位成員的身心，絕望地選擇走向死亡。2015年，於六四中痛失愛子的軋偉林，懷抱著多年冤屈未得申雪的淒涼心境，在車庫裡上吊自盡，時間還刻意選鄰近周年紀念日的時候。
相較之下，台灣的政治受難倖存者及其家屬處境似乎更溫暖了一些。台灣這30年間由許多民間和學術團體開始，一步步找回，並記下之前的記憶，讓國人逐漸面對歷史真相，開始討論要用怎樣的方式回應過去的不正義、甚至心理的創傷。例如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鄭南榕基金會、陳文成基金會等等，都在盡力保存跟推廣過去對政府不利的歷史記憶／見證。在他們的陪伴與支持下，許多政治受難倖存者得以漸漸克服心理創傷，走出來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近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持續追查出一些被人遺忘許久的受難者身分，並協助受難者家屬處理後續平反事宜。例如最近剛查明了兩位被亂葬於六張犁的受難者身分，即時任警察的原住民「伍保忠」 ，與文學家楊逵感念在心卻不知真名的「米上校」。前者是布農族東埔部落的Avali，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被捕入獄，偵訊審判流程都沒還沒走完，就在獄中因病過世，留下一名遺腹子；後者其實是當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校米蔭庭，在楊逵被嚴刑逼供的時候曾給予關懷，後來卻被以「洩露情報」的罪名槍斃。
作者採訪的人物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當年參與鎮壓行動的小兵陳光。他從小夢想當一名藝術家，卻因出身於貧窮的農村，前途渺茫，16歲時謊報年齡去從軍。像陳光這樣的年輕士兵，在軍中除了軍事操練之外，還要接受洗腦教育。一年之後，動員到北京的命令下達。這群小兵大多來自貧窮地區，一輩子沒到過首都北京，沒想到這次難得的機會，後來卻讓他們成了越演越烈的政治風暴的棋子。陳光因體弱多病，鎮壓當天他手上拿的其實不是槍，而是相機。他跟著同伴爬上大會堂的屋頂上，遠眺星火四處的軍民衝突。結束之後他爬下階梯，從相機觀景窗看到的是慘烈的死傷狀況。他日後回想，「心裡也會有矛盾。因為會看到那麼多受傷的人躺在大會堂的一層。你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幾年後他如願成為藝術家，但多年來，他所創作的題材都跟他的同儕大相逕庭。他在當年那一夜曾目睹的一切，成了他畫作的主題。事實上，陳光直面自己內心的愧疚，用藝術說出真相的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他不被身邊的人理解，也完全背離了時下「往前行、向錢看」的主流價值觀。對很多人來說，忘掉事情比較簡單。陳光認為，「人特別容易遺忘，因為他沒有從內心清理自己行為的過程。中國的政治教育就是讓你遺忘──遺忘這個政黨不好的地方，只記住好的東西。所以對個體會產生巨大的摧毀作用。因為他們只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民眾像動物一樣生存。」
「遺忘無所不在，而且不僅僅發生在校園裡，也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家庭裡。知情或是曾參與過的父母，現在只想要保護他們的孩子，不讓孩子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孫，甚至不惜撒謊或隱瞞實情。」
因為「歷史是當權者決定的」。中國對待歷史的態度，與近代台灣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
《重返天安門》書中採訪的人物，有些人致力於突破中共的訊息封鎖線，挖出被掩蓋的事實。例如張先玲、丁子霖，兩人的年輕兒子都死於六四鎮壓混亂的槍林彈雨中。她們與其他受難者家屬聯合組織了「天安門母親」。官方阻止任何人了解死傷狀況，她們就自己當起了調查員，前後蒐集到了兩百多位死難者的身分。
「這段艱難而緩慢的過程前後遭遇了沉默不語、閉門羹以及北京的城市拆遷等各種障礙。……隨著時間過去，擔心政府報復的情緒以及有關六四的禁忌已成為更強大的詛咒，一些家庭寧願放棄自己的孩子也不願承認他們在那天晚上被殺的事實。」這些都反映了後天安門時代下的壓抑社會，「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遺忘，是老一輩中國人練就的一項技能；歷史之網被拉得很寬，有時候中間幾十年發生的事會整段消失不見。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圍城心態造就了一個封閉偏執的世界。」
這30年來，天安門母親在追尋歷史真相的道途上，遇到的最大敵人莫過於「時間」。組織成員一個個衰老生病凋零，多年來的孤絕悲痛甚至壓毀了其中一位成員的身心，絕望地選擇走向死亡。2015年，於六四中痛失愛子的軋偉林，懷抱著多年冤屈未得申雪的淒涼心境，在車庫裡上吊自盡，時間還刻意選鄰近周年紀念日的時候。
相較之下，台灣的政治受難倖存者及其家屬處境似乎更溫暖了一些。台灣這30年間由許多民間和學術團體開始，一步步找回，並記下之前的記憶，讓國人逐漸面對歷史真相，開始討論要用怎樣的方式回應過去的不正義、甚至心理的創傷。例如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鄭南榕基金會、陳文成基金會等等，都在盡力保存跟推廣過去對政府不利的歷史記憶／見證。在他們的陪伴與支持下，許多政治受難倖存者得以漸漸克服心理創傷，走出來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近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持續追查出一些被人遺忘許久的受難者身分，並協助受難者家屬處理後續平反事宜。例如最近剛查明了兩位被亂葬於六張犁的受難者身分，即時任警察的原住民「伍保忠」 ，與文學家楊逵感念在心卻不知真名的「米上校」。前者是布農族東埔部落的Avali，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被捕入獄，偵訊審判流程都沒還沒走完，就在獄中因病過世，留下一名遺腹子；後者其實是當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校米蔭庭，在楊逵被嚴刑逼供的時候曾給予關懷，後來卻被以「洩露情報」的罪名槍斃。
作者採訪的人物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當年參與鎮壓行動的小兵陳光。他從小夢想當一名藝術家，卻因出身於貧窮的農村，前途渺茫，16歲時謊報年齡去從軍。像陳光這樣的年輕士兵，在軍中除了軍事操練之外，還要接受洗腦教育。一年之後，動員到北京的命令下達。這群小兵大多來自貧窮地區，一輩子沒到過首都北京，沒想到這次難得的機會，後來卻讓他們成了越演越烈的政治風暴的棋子。陳光因體弱多病，鎮壓當天他手上拿的其實不是槍，而是相機。他跟著同伴爬上大會堂的屋頂上，遠眺星火四處的軍民衝突。結束之後他爬下階梯，從相機觀景窗看到的是慘烈的死傷狀況。他日後回想，「心裡也會有矛盾。因為會看到那麼多受傷的人躺在大會堂的一層。你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幾年後他如願成為藝術家，但多年來，他所創作的題材都跟他的同儕大相逕庭。他在當年那一夜曾目睹的一切，成了他畫作的主題。事實上，陳光直面自己內心的愧疚，用藝術說出真相的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他不被身邊的人理解，也完全背離了時下「往前行、向錢看」的主流價值觀。對很多人來說，忘掉事情比較簡單。陳光認為，「人特別容易遺忘，因為他沒有從內心清理自己行為的過程。中國的政治教育就是讓你遺忘──遺忘這個政黨不好的地方，只記住好的東西。所以對個體會產生巨大的摧毀作用。因為他們只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民眾像動物一樣生存。」
他多年來的反省得出，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可以不做的，「但即使真有其他選擇，在當時這位涉世未深的17歲士兵也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他被訓練得太好了，他的工作就是服從，逃兵的想法從未有過。」六四鎮壓之後，當局表揚並獎勵了所有參與清場行動的軍人，然後對那些不服從以及說真話的人，施以懲罰與牢獄之災。陳光是名副其實的加害者，但同時是大歷史潮流下的受害者，因為他是少數肯面對良心，不迴避歷史的人。
《重返天安門》還寫出了許多在中國被禁止的記憶。作者也去採訪了後六四時代的中國年輕人，以及曾經參與事件的其他中國人和外國人現在如何看待六四記憶。然而在一個教育體制是為黨國服務，且連私人紀念都被禁止的國度，要這樣一點一點地把真相拼湊出來，著實非常不容易。身為旁觀者的台灣人，怎麼看中國在六四之後淪陷的過程，是重要關鍵。事實上，我們已經不是單純的旁觀者。看看近年發生的事，例如假新聞資訊戰，應該就很有危機感，台灣正一步一步落入威權獨裁設的陷阱中。
我在翻譯的過程中，一遍一遍地讀著這些故事，總覺得與其把這本書當作個人經驗或歷史故事來讀，其實更應該將其視作一個啟示。可以看中國怎麼用半真半假的東西去洗掉歷史真相，或是以恐懼統治，或用「升官發財」去交換人民的自由意志；也看現代中國人民怎麼臣服於中共管制，願意做這個浮士德的交易。另一方面，這些採訪故事充滿了人性的光輝，作者筆下的小人物深刻地為我們示現了，「拒絕遺忘的人」其實握有不容忽視的力量，聯手起來將有更大的影響力可以去抵抗暴政。
廖珮杏
本書譯者
延伸閱讀
《重返天安門》還寫出了許多在中國被禁止的記憶。作者也去採訪了後六四時代的中國年輕人，以及曾經參與事件的其他中國人和外國人現在如何看待六四記憶。然而在一個教育體制是為黨國服務，且連私人紀念都被禁止的國度，要這樣一點一點地把真相拼湊出來，著實非常不容易。身為旁觀者的台灣人，怎麼看中國在六四之後淪陷的過程，是重要關鍵。事實上，我們已經不是單純的旁觀者。看看近年發生的事，例如假新聞資訊戰，應該就很有危機感，台灣正一步一步落入威權獨裁設的陷阱中。
我在翻譯的過程中，一遍一遍地讀著這些故事，總覺得與其把這本書當作個人經驗或歷史故事來讀，其實更應該將其視作一個啟示。可以看中國怎麼用半真半假的東西去洗掉歷史真相，或是以恐懼統治，或用「升官發財」去交換人民的自由意志；也看現代中國人民怎麼臣服於中共管制，願意做這個浮士德的交易。另一方面，這些採訪故事充滿了人性的光輝，作者筆下的小人物深刻地為我們示現了，「拒絕遺忘的人」其實握有不容忽視的力量，聯手起來將有更大的影響力可以去抵抗暴政。
廖珮杏
本書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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