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人並不仇恨日本人，甚至還對日本有一種懷舊？
今年以《野豬渡河》重返文壇的張貴興，在訪談裡提到，他無法理解為何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日本人殖民的心態，「他們並不仇恨日本人，甚至還對日本有一種懷舊。」這也是很多同被日本殖民過的韓國人、南洋華僑或是真正打過中日戰爭外省家庭的疑問。
關於這個問題，《終戰那一天》這本書，可以給出答案。「終戰」一詞，對歷經了大東亞戰事，總動員管制，躲美軍空襲的民眾，「戰爭終於停止了」或「啊，戰爭結束了」，是懂得「玉音放送」內容後，更貼近現實的感受。
戰後，與同為殖民地的東南亞華人、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相同，在脫離日本人的侵略、統治，成為世界五強國子民的歡騰情緒，曾經是一致的，然而因為歷史情境的不同，台灣人走向了分殊的道路，這是迥異於其他族群的生命經驗。
《終戰那一天》提供了不同的歷史視角
終戰那一天
那麼在這來臨之前呢？ 對於1895年後之後，就是日本人身份的台灣人來說，《終戰那一天》提供了不同的歷史視角。這本由蘇碩斌策畫，召集9位出身自台大台文所的研究生，利用非虛構寫作的手法，取材於相關文獻，通過個案的挑選與延伸，形成處於前線、後方、外圍的不同位置的三種視角；橫跨志願兵、醫療者、記者、師範生、政治家、在台日人等九種身分別，如放大鏡的檢視一般，呈現這群不同面貌的人，面對戰爭的未知與知悉終戰後的惶惑。
他們彼此之間階級各異，思想認同也呈現各種光譜，有相信為天皇效忠而報考「特別志願兵」的陳千武、相信科學技術遠赴日本的少年工東俊賢，嚮往「赤十字會看護製服」的廖淑霞；有不得不遭日本徵用而派往馬尼拉的記者葉榮鐘；前往中國被佔領的北京尋找音樂夢想的江文也。
還有三零年代起，帶領「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抗爭的左翼陣營，在戰爭的高度壓力與壓制下，僅能低調隱忍度日的簡吉、謝雪紅。
這本書中，我們看見了被壓垮的火苗，也看見因「皇民化」優惠政策下，「向上流動」的機會。她是台灣第一名女記者「楊千鶴」，她證明女性可以與日本人獲得相同的待遇；她們是想趕在1945年底前，完成學業領到「教育許可證」的師範院女學生；以及許許多多貧窮、原本被歧視，卻可以趁著「志願」機會往上爬的台灣男兒。
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被掏出，輸入了不屬於經驗中的歷史
戰後，隨著陳儀來台，長官公署的成立，「抗戰勝利」、「光復」重新定調了台灣人的人生。日語的突然禁絕，讓1920年代以來，以日語作為媒介學習的世代，陷入失語、失業的恐慌。加上經濟、社會、政治種種因素的疊加之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抗爭、調解、綏靖、清鄉、戒嚴、搜捕、槍決與接下來的白色恐怖，消失了一個世代的台灣菁英，讓多數台灣人陷入長久的噤聲，或者——逃。一如重返日本的顏惠民，陳舜臣，偷渡到中國大陸的蘇新，或是潛進石碇鹿窟的呂赫若。
戰後的文化重建工程，是歷史記憶的改頭換面。被刻意遮掩的歷史與失去「熟悉」的語言後，我們的長輩重新被安置在「虛空」裡存在。所謂的「虛空」是指——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被掏出，輸入了不屬於他們經驗中的歷史。終於，「終戰」變成了「光復」。
接著是我們，我們多數人在教育裡接受了這樣的歷史，卻不知道阿公、阿嬤的生命經歷，我們在小說、傳記、回憶錄、戲劇、電影、或是在他們的講古裡，偶而知道一點點故事；他們被允許存在於私人領域，在公共領域裡長久被忽視。
因為，它們從來是記憶，不曾屬於歷史。
《終戰那一天》的價值或許就體現在這裡，我們被餵養長大的歷史觀，其實證明了我們與阿公記憶的斷裂，透過這群新生代、學有專精的台灣文史研究者與創作者，不以悲情渲染，用他們重新理解的——日本時代身為台灣人群像的記憶，帶領我們接續這一段的存在，甚至在未來將其寫入歷史。
為此，我們以誠摯的敬意，希望透過年度選書的推薦，能讓更多讀者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我們各自的生命經驗，就如辮子般交纏
然而，我們還有話想繼續說，可能會有人問：「難道我的記憶都不算數嗎？」不，並非如此，在歷史裡，不是誰取代了誰。我們知道，抗戰的記憶是存在的，它存在於來台的兩百萬人，它存在於你的鄰居、朋友，你常去吃的將軍小館眷村菜老闆娘的身體裡；它存在於齊邦媛、王鼎鈞、白先勇的自身，存在於龍應台、朱天心、張大春的父輩經驗中。
島國的歷史情境下，我們各自的生命經驗，就如辮子般交纏，如此延續了數十年。好的狀況下，可能是外省爸爸娶了本省媽媽，恩愛了一輩子；糟的狀況下，可能我的阿公被你爺爺受命執行了槍決，埋骨荒野。有太多失去的鏈結，尚待我們認識與釐清。在歷史前，我們需要的是謙卑、理解與尊重彼此的差異。
就如同莎拉‧瑪札在《想想歷史》裡所說：
「歷史始終是某個人所寫的故事，會與其他人的故事有著交錯的重疊，而且相互之間很可能會不一致；承認這一點並不會使我們對歷史的記錄變得更不可靠，而是會使其變的更加多樣、深刻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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