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與童年相關的聯想會是小孩、快樂、無憂無慮、美好、天真無邪、歡樂、自由、笑聲等等。但是，對於從小生活在充滿不同暴力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人們而言，童年記憶可能不見得有是如此正面，如此開心的聯想。根據中華民國衛福部統計，2017年兒少保護案件之調查處理人數為22403人，數量實在不小。然而，開案人數卻剩下不到兩成，只有4135人。這中間經過的案件流失，常在於孩子對於他們所經歷過的事件無法清楚記得或詳細描述，讓案件無法有足夠證據支持而正式進入司法流程。
不論是酸甜苦辣，我們對於童年的記憶可能是五味雜陳、全面收錄的。然而因為大腦的構造與認知特性的緣故，我們會有意識或無意識選擇性地忘記或記得某些人事物，而不是全盤接收。尤其是兒童時期痛苦的創傷記憶，可能被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性遺忘，因為記得太痛苦，或是因為談及這件事情時，其他人與社會給予當事人的不是同理、支持，而是批判、責難，於是便選擇不去談，不去回憶。
而且，兒童在學齡前，腦部發展未臻完全，對於許多事件的記憶可能會比較片段、不完整，且對於正確記起某段記憶之來源以及各個小細節的能力亦未發展完全，所以孩子們在回想事情的時候，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而說出與原本事件不符的事情與細節而造成誤導。例如美國在80年代發生的McMartin Preschool事件就是這樣的例子。過度警覺及過度擔心的家長因為懷疑孩子受害，心急之下便用引導式地詢問孩子是不是受到幼稚園老師的侵害，造成孩子順應家長而回答出了符合家長期待的答案，調查人員也是如此引導式地問詢，造成錯誤起訴的案例。
然而，像McMartin這樣的事件是光譜的一端，而光譜的另外一端，可能是更常被心理臨床人員探討的，是受壓抑的記憶：由於經驗太痛苦，而個案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遺忘了與這個創傷經驗相關的記憶，兒童性侵害案件的受害人常有這樣的狀況。然而，並不是每個案主都會壓抑這樣的記憶，也不是每個人都會選擇遺忘。如果我們可以選擇遺忘令人難受的記憶呢？
最好別想起
不熟識的人所為之性侵害其實在實務上是比較少見的，更常見的兒童性侵害類型，其實是像《最好別想起》女主角的母親夏綠蒂的經驗那樣，兒童受到熟識人之加害為多數。像這樣的性侵害案，在兒童時期的受害者對於自己的（性）經驗其實並不理解，被他所信任的成人誘姦，對於這樣的事件與身心經驗完全不理解，可能因為對於這位加害人的信任加上害怕反抗可能帶來更多的傷害，而服從於這樣的行為。而當事情被揭露時，常常受害者所受到的對待並不是同理與支持，反而質疑受害者為何沒有反抗、沒有防備？甚至譴責受害者（如同夏綠蒂的母親選擇趕走自己的女兒），這更增加受害者心中的矛盾與掙扎，更甚背負著沈重的罪惡與自責感，造成深沉的自我厭惡。
家庭，是人類生命的起始點，而兒童早年在家庭中與家人建立關係的經驗，對於其後的人際關係有關鍵性的影響。在充滿關愛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對於家庭的連結是溫暖、愛以及安全，他們對於人際關係互動模式可能是建立在信任與被愛的基礎上的。而從小在充斥各種暴力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對於家庭的連結可能是愛中夾雜了害怕、痛苦、不安以及許多矛盾，他們對於人際關係互動模式，則可能是建立在權力爭奪、暴力與懷疑之上。許多兒童/青少年，之所以會在學校與其他環境中以言語或肢體暴力的方式與其他人互動，因為這是他們從小學習與習慣的與人相處的方式，他們可能沒有經驗過，也沒想過還有其他與別人相處方式的可能性。
粉筆人
妮妮身上的傷以及她掩著傷罵著髒話的行為，以及森林中的分屍案，這些都點出了暴力與傷害在孩子們的身邊其實無所不在。魔鬼正是藏在這些細節裡。在解構這些細節後，我們所拼湊出的童年，或許就不再是那麼的純真無邪、充滿歡笑了，不論是願意或不願意回想，我們的童年記憶裡面可能多少包含著些人生的或「黑暗面」，這些「黑暗面」雖然或許不是那麼容易面對與處理，但在人生的路上學習面對、接受並與這些黑暗面共處，則是讓我們成長與成熟的關鍵。
黃菁瑜，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及發展心理學系博士。在台大研讀心理學學士時期，有鑑於台灣在司法心理學領域知識與研究的欠缺，決定到英國深造，潛心學習應用法庭心理學，希望將這個領域的知識帶回，為台灣司法正義貢獻一己之力。目前黃博士在英國波恩茅斯大學（Bournemouth University）心理系任教，致力於司法心理學研究與教學，將學術研究知識轉化為實際工具，協助改善司法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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