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間和平許久了，如果在戰時，或是戒嚴時期，或海峽兩岸局勢緊張對峙的年代，即使是去電影院買票，都會看到售票口的紅字警語，「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總之邊看電影還要邊注意匪諜是否在身旁，或匪諜其實也愛看電影，也需要娛樂，或黑摸摸的電影院最適合傳遞情報，譬如電影《無間道》那個到黑幫臥底的梁朝偉不就有一次跟黃警官約在電影院，當然他們多數約在大樓天台，不過黃警官後來從天台被拋下來滅口就是了，感覺起來電影院還是比較安全。
總之，匪諜就是匪區派來的間諜，古典一點的說法叫做奸細，可是現在陸客都可以來觀光自由行了，「檢舉匪諜」成為懷舊的話題，何況間諜倘若輕易曝光，這麼容易辨認，也不夠稱職。
最近正好讀完柳廣司的小說《D機關：Joker Game》，包括五個可以獨立發展的短篇，但串連其中的關鍵角色，是二次大戰期間，力排眾議於日本陸軍底下設立間諜培訓學校「D機關」的關鍵人物「結城中校」。小說文字形容這位曾經潛伏敵國多年的優秀間諜，「拄著柺杖，渾身無一處贅肉，以日本人來說，算是高個子，一頭長髮在腦後綁成一束，身穿一襲質樸的灰色西裝……」結城中校告訴D機關培訓學生，雖然陸軍內部強烈主張「情報活動是極其卑鄙的行為」，十分瞧不起這種作戰方式，不少軍方高層毫不避諱表明，「間諜只是權宜之計，本質上有違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可是結城中校認為，間諜的本質就是「隱形人」，間諜要徹底否定軍人的三大戒律「不准死，不准殺人，不准被抓」，殺人和自殺，是間諜最糟糕的選擇，因為「死」往往會吸引周遭人注意，對「隱形人」間諜來說，一旦引起注意，就已經意謂著任務失敗，「以殺敵或自殺為前提的軍隊組織中，間諜的存在終究只是一時誤放進箱裡的爛蘋果，會害周遭的蘋果跟著腐爛的異物。」
哇，小時候從戲劇得來的間諜淺薄想像，應該是躲在暗處、戴著遮住半張臉的鴨舌帽，但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結成中校說，間諜執行任務的時間為五年、十年、二十年，有時候甚至接連好幾代。讓人知道他的存在時，就是任務失敗的時候。
「絕對要捨棄出人頭地這種世俗的念頭。低調、不起眼、像影子般的存在。」
我的母系家族裡面，有幾人在戰時以眼科醫師身分掩護，從事過情報工作。根據他們的回憶錄描述，提到組織裡面的情報人員，有時候偽裝成眼科病人，頭上纏著繃帶，躺在醫院手術床，到了中日戰爭後期，國共聯手抗日，曾經有過不同樓層病房躺著國共兩黨不同身分的情報人員，熟知日語的台灣籍情報人員會將翻譯後的情報交一份給國民黨，一份給共產黨。我讀著這些長輩的回憶記事，想像他們的青春根本是搏命的腳本，某位應該喊姨丈公的長輩曾經被日本「特高」（特別高等警察）抓去拷打，釋放之後只剩三十幾公斤，趕緊找來城裡的寫真館師傅來家裡拍照，害怕時日不多，先準備好遺照。我聽姑婆提起這段過往，即使是數十年前的事情，仍舊心有餘悸。
從回憶錄讀到，當時在上海行醫的台籍醫師，經常與日本情報員「尾崎秀實」在國泰戲院樓上的撞球間交換情報，後來我得知日本導演篠田正浩拍了《間諜佐爾格》（スパイ‧ゾルゲ），主要就是描述二次大戰時期，蘇聯間諜佐爾格偽裝成德國記者，與尾崎秀實聯手在八年間將日本國家情報送往蘇聯的經過，於是輾轉拜託朋友找到電影DVD，反覆觀看，可惜並未出現上海國泰戲院樓上的撞球間情節，殘念。
曾經被日本特高抓去的姑丈公，究竟是抱著怎樣的信念熬過拷打，由於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離世，往後家裡當然也不會提及細節，不過小說故事裡的結城中校給了一些間諜訓練的依據，「就算被敵人俘虜，受到拷問，也不必害怕。人可以感覺到的痛苦有其極限，當痛苦超越極限，就會失去意識，封閉感覺。會徹底擊潰人心的不是痛苦，而是對痛苦的恐懼、內心的想像。只要克服對痛苦的過度恐懼，拷問根本不足為懼。」
真的是這樣嗎？其實已經沒辦法驗證了。但這本柳廣司的小說確實讓我對間諜的訓練與人格有了破壞性的重新認識，也許有些戲劇性的誇大，但柳廣司的寫作向來以考據詳實著稱，他曾經在訪談時提到，是因為書寫前一本作品《東京監獄》時，讀到「陸軍中野學校」的資料，他們教導學生「不准死、不准殺人」的戒律。在以殺害敵人，或者講得極端一點，以被敵人殺害為前提的陸軍組織中，可以說是一種悖論。他被這種悖論吸引，開始蒐集相關資料。小說故事其實以十分俐落的筆法與節奏，描述這些D機關的間諜內心的軟弱、堅強，面對欺瞞與對峙的過程，柳廣司是個說故事高手，讀起來相當過癮，但心情也絕對不是太輕鬆就是了。
過去那段戒嚴歲月動不動就要百姓檢舉匪諜，現在想起來，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應該屬於心戰喊話的成分居多，至於搭乘高鐵捷運被提醒的月台奸細，那真的不是奸細，要小心腳步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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