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來自生活,有一種藝術卻會剝奪你的生活。這是我們選擇《芝加哥規劃》作為年度選書的原因之一。
城市規劃該不該歸屬於藝術的一環?有人認為不適合,正是混淆生活與藝術之間的界線,從而導致生活層面的破壞。這個觀點來自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她認為藝術性主觀的規劃,往往無視於居民的真正需要,失去對自然成長出的肌理的順應,導致都市最終走向失敗。
將焦點鎖在生活的微觀層面,循既有脈絡進行調整的思考,距離現在已經半世紀了,該書也被奉為城市規劃的經典。不過,細想我們的生活,我們有多大程度接受了這樣的思考呢?
藤森照信認為建築之所以為美,是因為形式與材料均有次序。從建築學派生出的城市規劃,也可如是觀。人類對於整齊的形式、編排有序的迷戀,恐怕超乎自身的想像。
舉些例子,七十年代末期,曾有位作家對社會主義體制充滿嚮往,真正回到中國後,發現了真實與想像的不同,視其為神話的破滅;約莫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當他再度進入中國,面對拔地而起的新穎高樓,宏大有序的城市景觀時,心裡竟有著漢唐盛世再現之感。
又或者,前些年兩岸直航後,來自中國大陸的觀光客,發現他們期望中的台北,那規模,那尺度簡直不如大陸二、三線城市而失望時,我們看到了為數不少的文章,寫出了台北有趣之處在巷弄裡,蘊含的人文之美。這傲人之處後來簡直成為小巧、混亂、陳舊的台北城共識。既然如此,不久前,以訴求中產階級為主的新聞節目,報導上海黃浦江外灘改造的、融合環保、運動、文化設施的綠色親水空間,那欽羨的口吻又是怎麼回事呢?
人們當然可以認為這長達45公里的綠色公園,在環保意識、城市景觀的考量下,遷離沿岸自然發展起來的商業文化或景觀餐廳,對都市的整體發展,還河岸於上海居民給予熱烈掌聲。在主政者心中的藝術性的美麗符徵,在被迫遷移的人們之間,人們多數會給予前者更多的掌聲。人性或者是自私的,在不影響自身的範圍內,原有的居民生活讓位給更遠大的目標,更宏偉的空間,更有價值的整體開發,對於都市應該是合理而有益的,這是簡.雅各布斯觀點面對的巨大高牆。
人心難以揣度,那麼關於城市面貌的想像又從何而來呢?《芝加哥規劃》(以下簡稱為《規劃》)的譯者,本身也參與中國多項城鎮規劃的王紅揚教授,以一篇長文解析為何《規劃》對當代世界仍存有具體意義。他認為《規劃》的重要性,在於它的整體性,切合了芝加哥的當地條件與時代特徵,通過綱領性的掌握,疏理芝加哥各個環節的相互影響性,並提出可行的改造方法。其次,《規劃》留給當代最大的遺產,可能是它勾勒出現代城市的基本特徵與輪廓,為我們留下物質空間的銘記。它們有著:
壯觀、便捷、人性的城市主中心。
中央綠地與休閒開放空間,特別是濱水綠地,並進一步延展成為覆蓋整個都市區域的綠地與休閒空間。
沿此綠帶分佈的博物館、美術館的設立,成為公共文化設施的空間。
其空間與自然基底的高度結合與協調佈局,融入豐富與本地特色的建築,成為特色鮮明的標誌性空間。
有機、多功能的立體交通樞紐,串連有效的交通網絡,形成高效便捷的交通體系。
城市其他空間,在區位、功能、景觀上的設計上呼應此區域,成為以此物質空間為核心的整體都市景觀。
設想一下,我們都市美化的追求,或者不用遠到上海外灘或首爾青溪川,想像台中的草悟道,想像高雄愛河的沿岸改造,想像台北軸線翻轉計畫,就能明瞭在近百年後,我們所能畫出的城市圖像並未離《規劃》太遠。
《規劃》作為一個經典文獻,推動者的意欲與企圖,同樣值得我們重視與思考。它是第一次由公民推動的城市改造案,透過的當地成功人士與商業俱樂部,為他們所發跡的土地,思考其未來。
美國歷史學家史密斯在《《芝加哥規畫》與美國城市的再造》中,分析主掌《規劃》的建築師伯納姆與商業俱樂部成員的背景,他們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地,這反映出芝加哥的新興特徵與地點優勢,它一面緊鄰密西根湖可供航運,又可作為承接三方平原的貨物與交通中心,在19世紀百年間,它的人口就從數百人達到百萬。大量的人群湧入、工廠與鐵路運輸,所衍生出的住房、污染、擁塞問題,舊有的城市功能運作,已經瀕臨地理空間的極限。
與當時全世界高度發展的城市相似,芝加哥在規劃著手的前30年前,已產生明顯的階級分化,工人的工作與住房環境,接近貧民窟的景象。芝加哥也是一個工會運動盛行的城市,工會透過罷工的手段,爭取更好的生存權利,也不乏有過暴動。此背景下,史密斯認為這群成功人士,蒐整資料,研究各種問題的可能性,的確是真誠的為促進城市的改善與未來發展,勞思費心,出錢出力。
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對城市商業發展的想望大於對人的考量,城市的擘劃有著濃厚的家長式與中上階層的菁英視角,對於鐵路運輸與交通建設的改善,著眼於作為中西部大城的樞紐中心;核心的標誌性建築與林蔭道,有著引入商業觀光的企圖;他們願意改善都市的貧民窟狀態,同時打造綠化公園與湖濱文化設施,讓勞工大眾得以逸離日常生活,在親近自然,漫步、從事水上運動以及文藝中,得到安撫。
以《規劃》為代表的城市美化運動,往後受到不少批判,認為他們期望透過創造一個新的美麗物質空間,就能自然而然解決城市問題,是一種虛幻的想像,然至今,作為當政者規劃思考,卻幾乎仍是複製著百年前的恢宏模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們不僅受困在百年前的描繪的城市圖像,連思考也侷限住了呢?
列斐伏爾對空間與政治的觀點,可能幫我們釐清更多結構性問題。七零年代後,多位有馬克斯主義思考背景的學者,提出城市規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外現的觀點。列斐伏爾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社會空間的思考,頗值得我們省思。他認為空間可分為實踐的空間,空間符徵、符徵的空間。簡單來說,實踐的空間是建築實踐呈現的過程,由工人逐步的完成,而成為我們所眼見的實物;符徵的空間,則是私人化的、感受性的、經驗性的體驗,而這兩者基本上都被空間符徵所吞噬了,蓋建築的人、私人經驗,最終都成為高度符碼化的,可運作,抽象性的量度與符號。
「空間被劃分為設計的(象徵、特殊化的)領域,和被禁止的領域(某個群體與另外的群體) 」,空間生產服務於現實的社會形態,與城市的生產秩序息息相關,人們居住在哪裡,往哪裡工作,休閒時去往何處,依靠運輸的方式,都已經被預設好了,人們以為空間是中性的,實則是高度政治化的凝縮;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實際是社會結構的禁錮。
從王權、軍事的象徵,發展為人們因綜合性的需求而存在的環境,城市規劃近百年的思考,大致從理性、功能區分、技術與菁英主義為核心,偏移到人文思考,社會多元關注,生態永續與市民主義。
很遺憾的,行為是否跟上了思想的轉變呢 ? 寫作此篇時,北京正在進行大規模的低端人口清理措施,曾經懷抱著夢想(或者被迫)進城的人們,擔負起城市髒汙底層的建設工作,如今在城市管治的前提下,他們失去得以立足的空間。即便不談專制國家,我們所在的地方,有時醜、髒、亂,推倒的義意就能成立,時不時層出不窮的先開發再計畫,使土地失卻了正義。
不論沒想或想不到,當我們走在城市裡植栽的綠意盎然的林蔭道,行過景觀重塑過的親水公園時-或者總要心懷敬意,為著我們不知道犧牲過生活的人。
畢竟,當藝術屈從於某種意志輾壓下而發動時,我們沒有人會在局外。
列斐伏爾觀點亦受益於以下兩篇文章:
1.抽象空間成為統治(上):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導讀
2.列斐伏爾《接近城市的權利》五十周年:城市烏托邦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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