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口述、黃秀如整理）

我今天這個樣子是一個挺緩慢的覺醒過程。89年時我13歲，在考初中，根本沒有時間想那個事情。還有我們家是軍人出身，軍人有一套共產黨的訓練，當然非常討厭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因為他們擾人秩序。當時印象最深的是，電視裡都是絕食學生那個鬧哄哄的鏡頭，然後就鎮壓了！鎮壓之後，在電視上看到一張張黑白的通緝照片。

到了下半年，中央台進來一個流行的電視片，叫《潮──來自台灣的歌聲》，小虎隊就那時候進來的。之後的年輕人不再上廣場了，也不再關心那個事情，然後就退化成娛樂生活，沒人再談他們以前關心的那些事情了，談的都是：你知道王傑嗎？你知道趙傳嗎？

95年上北大時對這個國家感覺很模糊的，一心只想離開中國去美國讀書。大二、大三時突然意識到：喔，原來天安門那個事情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好像不是反人民動亂，學生有他自己的需求。但是我還是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那時候出了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我看了熱血沸騰，覺得就應該這樣！

因為90年代整個市場已經引進來，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就會想成功，北大學生多半是去惠普這樣的公司。90年代末開始搞創業，因為.com、internet進來了。那個東西好像一個新的啟蒙運動。以前我們想像的變化都是羅素、杜威啊，然後蘇聯的那些思想家，很少會想到從商業和經濟上來啟蒙。那時候我覺得政治不重要，只要商業基礎不斷發展，慢慢就會改變了。而且確實中國的自由度越來越大，對我們來說，中國的未來就是一個越來越好的過程。

大約是04、05年開始，一方面國家的力量好像再度增強了，一方面一種很強的民族主義興起，而那種草根的方式排斥西方思想。2009年，我33歲，我的朋友許志永被抓了，這是第一次我身邊的人被抓。以前我的啟蒙老師余杰也受了迫害，丟了工作，但我沒有特別當回事。許志永比較溫和啊，不像有些人直接罵政府，他就是去幫個普通人而已。他那次被抓，對我個人的影響非常大。我意識到我一直是個逃避主義者，以為可以逃到西方的世界裡面去。當那個事情發生了，我就意識到不應該那麼逃避，後來乾脆變成共產黨最直接的一個批評者。

我也在07、08年讀到林語堂寫的《吾國與吾民》，衝擊蠻大的。林語堂那一代的年輕人，一心想要現代化，對自己的國家知道的很少。我們很多人都像西方思想的俘虜一樣，然後就覺得不甘，因為你發現你是在世界的邊緣，因為不甘，所以你要了解這個地方到底怎麼回事。對我來說這種覺醒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政治覺醒，一方面是中國意識的覺醒，就這麼同時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