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其餘一切，皆屬遊戲。」存在主義大師卡謬用一整套哲學刻劃人生的荒謬，而《社會生物學》卻開門見山地挑明：卡謬還是說錯了。

也許有人覺得奇怪，威爾森研究的是生物學理論和螞蟻生態，無論他對存在主義有何高見，寫進一本學術專書，還用來當作開場白，豈不有點撈過界？事實上遭受威爾森無情批評的，不限於哲學家；動物行為學、比較心理學，乃至於各門社會科學，他認為都要用天擇適應的角度重新解釋，不能再侷限於表層現象的描述。

為什麼？社會科學研究的根基在人性，而人性由基因組合決定，不是天使與魔鬼在拔河，也不是超我與本我在鬥爭。我們心頭之所以不時浮現溫情、惡意、勇氣、怯懦，最根本的理由在於：這些感受使得有關的基因能夠從祖先身上順利傳遞到我們體內。

不同層級的演化單元，承受的天擇壓力互相衝突。對個人有利的事情，可能對社會有害；對社會有利的事情，可能對個人有害。我們在兩難情境下產生矛盾情緒，反映各種天擇壓力的平衡。人的可塑性並非無限，遺傳因素牽動我們的心智發展。

這種論點引燃不少學者的怒火，臺灣讀者最熟悉的大概是《達爾文大震撼》的作者，古生物學家古爾德。他反對威爾森說基因控制著文化，指出這條陳述只有間接證據而沒有直接證據。古爾德擔心社會生物學對人性的看法，使得科學再次為既得利益者服務，「把那些被社會犧牲的人貼上『劣勢生物』的標籤。」

古爾德本身是優秀的演化理論學家，對《社會生物學》前二十六章建立的理論架構也十分讚賞。然而到了第二十七章，威爾森竟讓演化理論染指人類的倫理學，他就無法接受了。
威爾森的確野心夠大，他肯定認為演化論有朝一日，能夠完全解釋人類道德觀念的演化史，說明我們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道德規範，是如何演化出來的。但是他到底有沒有暗示「所以，如果不符合演化優勢的人類行為，就一定不道德？」這，就請你直接玩味他字裡行間所透露的意涵，我想每個人的看法未必相同，其他人無法代勞。

以上所說均為結論與後話。《社會生物學》站在達爾文的肩膀上，寫的是另一道長長論證，其中既有清晰的理論骨幹，也充滿動物行為的實際案例。威爾森打算把演化論再往上拉一個層次，不只解釋動物的所有社會行為，更是大宇宙當中永恆的真理。道德倫理與自由意志等等歷史悠久的哲學問題，都不能忽視現代綜合理論所提供的實徵知識。唯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開始互動，合力探索生理與文化如何交互作用，才能明白我們的心靈受到哪些限制，並以此為基礎，為哲學問題提供有意義的答案。文/左岸編輯：王湘瑋